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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 為民 壯大台灣」─民主進步黨八年執政研討會
時間 ∣ 2013/08/23 (五) 9:00～17:30
地點 ∣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5號B1）
主辦單位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專題演講：林信義（行政院前副院長／經濟部前部長）
報告主題：「政府的再造與執行力」

經濟情勢研析

2001年經歷了從來沒有過的經濟負成長，確實我們遭遇到很多的問題，問題不在於遭遇了什麼問題而是怎麼去處理問題、面對問題，在2001年是 -1.65之後逐漸復甦，在2003年碰到SARS，2004年是一個恢復，經濟成長率6.19%，然後一直維持在4到5之間。民進黨執政到2008年，2009年遭遇到金融危機，這時候是一個網路泡沫，過度的生產、過度的庫存，在衰退了1.81之後在2010年經濟成長為10.76（GDP是和前一年相比），今年（2013）預測是2.31。2000年到2007年的平均是4.51%，2008年到2012年這5年平均是3.91%

中央政府債務舉措，為了數字的嚴謹所以用的是主計處的資料，民進黨執政8年累積的負債是2.17兆，還包括了前面所遞延的，國民黨執政5年就累積了1.89兆，所以可以說這8年的舉債每年是2,718億，而後面的5年是3,165億，大概多了450億。

失業率的問題，台灣2千3百萬人口當中15歲以上才算失業率，有1,955萬，其中勞動的參與率有58%，所以想要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動力是1,140萬（2013年），2000年的時候是960萬，每年淨增加20%。製造業轉變成服務業是已開發國家的常態，勞動的需求工作機會只有1,093萬，所以現在的狀況是失業人數為47萬。

台灣的失業率可以再加以解析，其中35%為循環性失業，也就是景氣的循環而造成的失業；15%為摩擦性失業，也就是換工作、找工作中間的等待；台灣比較嚴重的是結構性失業，也就是有4、50萬的人找不到工作，但是也有10幾萬的工作沒有人做。

台灣的失業率從2000年的2.99%到2001年一下子跳升到4.51%最高到5.17%，然後逐漸的改善到4.99%，在民進黨執政的最後兩年在2007年是3.91%，之後往上走最高到5.85%，上個月(2013年7月)是4.24%，在2000年以後我們的失業率在亞洲4條龍的國家中一直是最高，2008年發表633，其中的失業率3以下，這在自由經濟很不容易辦到的，當時我很擔心辦不到，現在事實證明是辦不到的。

失業率攀升有很多的原因，27年前的1986年製造業47%、工業47%、農業6%，經過27年的轉變，服務業7成、工業28.2%，其中製造業23.3%、農業只剩1.73%，這是一個產業結構的變化，也是進入已開發國家的現象服務業往上走。生產力的提升23%，自然雇用的人口減低7%，這是很好本來生產力就要提升，但是台灣知識密集的產業、大型企業創造的機會有限，台灣創造70%產值的大型企業從業人員只佔14.22%，非常了不起的中小企業產值只有29.69%但是卻創造了76.58%的就業機會，但是中小企業在萎縮當中。台灣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而人力資源沒有跟上，所以產生結構性失業。基本工資這8年平均46,669元，這5年平均44,864元，回到16年前（1997年）的水平。

台灣面臨的困境：1).產業結構的改變，由製造業本來47%現在變成28%(製造業)對70%(服務業)；2).產業過度集中，集中在電子和資訊產品；3).貿易條件惡化，附加價值提升的不夠。

GDP是｛出口-進口+國內消費+公共建設｝，如果以出口對GDP來看，台灣的出口佔66%、韓國50%、中國大陸26%、日本只有15%，所以我們是出口導向的經濟，其中電子和資訊通信佔32.7%比例太高，其他產業如橡膠、塑膠佔8.1%，機械佔6.8%，紡織4%，電機產品3.2%。我們以2006的出口的價格來看（當年度以100為基準），6年後電子產品的出口價格剩下69.81%，通訊產品剩下64.93%，也就是貿易條件惡化了，而塑膠、橡膠、化學品增加了10幾個百分點，因為石油漲價了，機械也沒有降不斷的再突破，紡織品成長到120.42%，因為紡織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夕陽工業所以危機感很高，開發了如奈米、防水、透氣、防彈......，這些就是高值化，所以產業的高值化是一條活路。

台灣扭轉傾斜的產業結構：

a).經濟的成長仰賴出口過度集中：例如HTC出口一衰退馬上整個出口就受影響。

b).製造業創新的表現不如預期：台灣都是做OEM（委託代工）、ODM（設計加工），但是做OBM（建立自有品牌）、品牌比較少，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c).服務業國際發展相對落後（後續說明）。

d).出口產業依賴進口比重不斷提高：為什麼我們的貿易條件在惡化？因為原材料及關鍵零組件是台灣的致命傷，關鍵原材料及零組件都是仰賴歐、美製品，特別是日本，韓國近來大量投入原材料及關鍵零組件，這部份的價格不會往下降，出口價格剩下70%，但是關鍵原材料及零組件是不降價的，所以壓縮到自己，這部份做的不夠好。

服務業中的金融和保險佔的比重特別高，達到10.8%，台灣是over banking銀行太多了，但是服務業卻沒有像工業一樣有明確的工業政策，所以經建會在2002年花了26個月的時間建立出服務業的產業政策，採用正面表列(管制)方式，金融跟保險業的每一項產品都要政府核准，所以產品沒有差異化，就會產生削價競爭，後來把服務業的政策慢慢改成負面表列，有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部份，政府要加以管理以外，其他的通通可以做，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在服務業中有2.7%的部份稱之為「商業服務業」，這部份佔的比例太低，這是可以出口的，包括：替人設計、服務、IC設計......等等，屬於附加價值比較高的服務業，未來應該要更加努力。

政府再造與執行力的新思維

政府是為了要服務人民而存在的，政府是一個「服務者」不是「管制者」，所以要如何塑造危機感，沒有危機感就沒有創新變革的動力，人民可以用選票請另外一批人來服務，人民是政府的客戶，政府要主動去服務而不是等人民來，要以「服務導向，民眾優先」由「管制者」轉變成「支援者」。

部會都有自己的立場，36個部會的跨部會整合非常困難、非常難協調，每個單位都宣誓立場，但是不要忘了「人民只等答案，他不會管你是什麼部門」，所以要放棄本位主義。問題的本質是非常單純並不困難的，「簡單」才是管理的本質，企業常講「123原則」，報告不超過1頁、開會不超過2小時、章不蓋超過3個。

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什麼時候執政都會遭遇到問題，2001年民進黨執政時也遭遇很多問題，面對問題很痛苦就像面對非常刺眼的陽光，每個人都想逃避，但是不要忘了面對陽光陰影在後面，選擇逃避轉身回來你會發現陰影在你前面，如影隨形，還是要解決，所以面對問題不可怕，比較可怕的是根本不知道問題在哪裡、知道問題但束手無策，只要面對問題就可以解決，回到問題的本質是很單純的，只要回頭想「什麼是對人民最有利的？」就可以了，有這個方向大家目標就會一致，民進黨在8年的執政當中面對了太多的問題，但沒有逃避。

台灣的創新不足，這是最大的致命傷，沒有創新就沒有機會，以在美國拿的專利來看我們是第5名（民進黨執政時是第4名），這幾年被韓國追過去，我們有9,640件。我們不要追求專利的量，不要為專利而專利，而要去考慮：

a).研發是否具有前瞻性？是不是關鍵性的突破？

b).專利是不是配合產業的需要？我擔任工研究董事長的時候就要求「產業願意拿錢出來配合一起做研發的優先做」，2004年工研院的專利只有3億，2008年有15億。

c).專利技術被應用的程度有多少？我們還很低。

d).研發成果商品化程度如何？

e).研發成果有無成本效益？

f).研發是否有時效益？研究機構、學校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timing的觀念，所以要Time to market。

2007年我們是一個技術入超的國家到現在還是，那年付了652億的權利金買技術，我們的收入才168億，現在這個情形我想還在繼續，我們付了100塊錢收回26塊錢，日本付100塊錢收349，美國付100塊錢收194，英國是付100塊錢收175，所以我們的研發創新還要繼續努力，這是我們生存的命脈。

IP Bank（智慧財產銀行）是我們在執政時期沒有做到的，我覺得這個非常需要，國外廠商動不動就告我們侵權，目的不是要你賠錢而是要阻礙你進入一些市場，我們的廠商沒有專利或是只有很少的專利，這些專利要集結才有價值，在2005年到2008年工研院有開始做，但是很遺憾的IP Bank沒有把它做起來，這不是真正的銀行而是虛擬的。政府可以成立一個財團法人納入工程師、律師，然後將個人專利、企業專利、學校專利、研究機構專利都放到銀行裡面，重新包裝、重新組合後就變成可以打仗的專利，當廠商被告的時候可以到這個銀行借專利去打仗，再支付使用專利的利息費用。例如宏碁被HP告了4項侵權5項灰色地帶共2億8美金，工研院就找出所有的專利並將宏碁的工程師找來，發現HP也侵了工研院4項專利5項灰色地帶完完全全一樣，就將工研院這些專利的價值拿出來，成本2億8，宏碁付一半的成本1億4與工研院共同擁有專利去與HP談判，在1年1個月之後在灰色地帶的散熱掐到HP的脖子，兩家就互相授權了。民進黨執政時有一個10億美金，讓被告的廠商可以無息借款去打仗，但是這是不夠的，要集結力量去打這個仗，未來是專利的時代。

台灣一年有925.92億噸的水，單位面積全世界第3，除26.31（(243.61億噸)蒸發以外還滲到地下50.5億噸（5.45%），只剩下631.81億噸（68.24%），但是其中80.62%（509.38億噸）又流到海裡面去了，我們用河川、水庫調整只有拿到122.43億噸，然後地下再抽55.41億噸上來，所以台灣一年是用了177.84億噸。各位可能不瞭解我們民生是用了19.83%，工業只用了9.3%，大部份的水是用到農業（佔70.87%），台灣是一個非常困難治水的地方。

基隆河長期淹水，全台灣雨量最高的是三貂角（火燒寮），一年八千多厘米的水，一秒鐘沖下1,300立方公尺的水，再加上汐止又比較低所以一定淹水；其實員山子分洪是水利署既有的案子，原來基隆河的治水是1,200億，是要拓寬、是要拆房子、是要把圍牆提高，當初預算62億為什麼沒有做？是因為瑞芳地區以前都是煤碳坑，擔心施工時會崩塌，後來48億就發包出去，一年就完工，現在基隆河已經不會淹水了，整個水位降低了1.5公尺。

高雄長年沒有自來水，南部水的分配很痛苦，豐枯比例是9：1，也就是一年下的雨在豐水期下9成但在枯水期只下1成，台南是有庫無水（曾文、烏山頭、南化水庫），高雄是有水沒庫（雖有阿公店水庫但已停止公共給水），必須從台南的南化水庫引水到高雄，南化水庫是從甲仙引水進來（甲仙攔河堰引旗山溪），在豐水期要結束的那一刻把它填滿，再透過將近60公里的引水道將25萬噸的水引到高雄（南化水庫與高屏溪攔河堰聯通管路），大家都說要2,000億可能要20年才能解決，但是民進黨2年4個月109億就解決了。

更嚴重的是由旗山溪、荖濃溪所結合的高屏溪每年流掉81億噸的水，而且上游是養豬、養雞，所以上游的氨、氮含量非常的高，所以高雄人都喝山泉水，透過這樣子解決之後氨、氮含量只剩1/6，再加上離牧，當時的郝龍斌環保署長協調台糖將53萬頭的豬離牧（政府補助10,000元/每隻豬，共53億經費）。現在在努力做的且做到一半的是荖濃溪的越域引水，曾文水庫是最大的水庫有6億噸（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為7億噸），但是它的儲水量一直在8,000萬到12,000萬，因為它的集水區水太少，所以必須要將荖濃溪的水在豐水期結束前把它充滿，當時雖然遭遇很多困難但還是完成了。

台灣的電太多了不是不夠，2000年的時候不是說台灣不建核四會缺電，13年了並沒有缺電問題，台灣的電是不平均，以2003年的數字來看，北部不足362萬瓩、中部多了358萬瓩、南部多了407萬瓩，政府花了幾千億建設輸配電線路來南電中送、中電北送，其實問題很簡單，只要讓北部足夠就可以了，所以我認為台灣在電、水的思維要改變，都不應該是「大型、集中、長途輸送」而應該是「小型、分散、自給自足」，水的輸送會損失25%，電的輸送會損失10%~12%，當時有很多的IPP（獨立發電廠）遭遇到太多的阻礙，因為IPP要自己拉電到台電，政府排除了很多障礙讓IPP滿足，更重要的是大潭電廠建起來，到2008年的時候北部幾乎不欠電。

大潭電廠是一個不同的彈性變通，產生的效益是不一樣的，當時的預算設備需要737億，天然氣的採購需要4,130億，那個時候是一個賣方的市場，所以我們將它延後，當時如果依計劃興建整個備載容量會到33%，有需要嗎？我們延後2年也是有24%（備載容量），結果政策是對的，延後2年之後由賣方市場的發電機設備變成買方市場534億就買到了，當初天然氣不准中油承包，後來就開放給中油，中油很努力去找到一個2,962億的合約，就省了1,168億，燃氣單一化提高效率每年又可以省4億，再加上延後招標產生間接效益258億，總共節省1,739億，這就是用彈性的變通去創造更高的效益。

台灣的電力結構，2000年整個電力供應量2,800萬千瓦，備載容量是16%，真正用的是2,350萬千瓦（每年8月15日前後全台灣用電最大值），還有450萬千瓦備用的，準備機組故障要備援的（備載容量），冬天是用一半1,200萬千瓦。2012年整體電力供應量是4,200萬千瓦（包含1/3的IPP），備載容量24%約有1,000萬千瓦，真正才用3,200萬千瓦。台電在2000年的時候跟我報告，每年的電力規劃是成長6%，那時我請很多的幕僚去查進入已開發國家10年的電力成長，出來的數字是3.5%，所以那時將台電的很多電力設備一直往後延，現在可以證明台灣的電力成長（2000~2012年）是2.6%，不要拼命蓋電廠，其實台灣只需要12%的備載容量（約480萬千瓦）就足夠了。所以台灣的電是夠的！

核一、核二、核三花了1,650億，我今天不談核四安全問題，我一直認為贊成核能發電和反對核能發電沒有對錯，這是價值觀和重點的選擇，贊成核能的人認為乾淨、沒有CO2、原料成本也許比較便宜（待驗證），但是反對核四的人認為操作有風險、核廢料沒有辦法處理。核四當初1,598億，後來因機組變大、台幣32變28（貶值）就增加到2,200億，現在追加到3,350億，所以差不多要花5,000億。

比較矛盾的問題是核後端基金，當時我接到的報告是1,600億，隨電徵收，那核一到核四40年運轉到底產生多少廢料？核後端基金的100%是怎麼分配的？台電的答案是10%處理低放、60%處理高放、30%是拆除及土地補償。會產生98萬桶低放核廢料，一桶1,600塊美金，需要500億，那佔10%總金額就要5,000億，怎麼會1,600億夠呢？況且高放燃料會產生7,300公噸，每一噸要150萬美金，需要3,300億，它佔6成不也需要5千多億嗎？所以我認為核後端基金絕對不是1,600億，應該在5,000億以上（現在已前收到2,200億），這個數字應該要公開討論。況且鈾原料是透過美國、澳洲、南非買的，是不能運出去的。

低放射性的廢料半衰期（幅射量減少一半）是30年，須要10個半衰期才會對人體無害，300年這塊土地是不能用的；高放射性現在都在核一、核二、核三使用乾、濕式貯存，它的半衰期是1.4萬年，要14萬年這塊土地不能用。我們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嗎？2000年就做了核四再評估小組，那時人民應該有其他的選擇、瞭解的權力，政府如果提供一塊地讓民間去LNG（液化天然氣）發電，這塊地還不會不能用，民間發電只要花500億就一樣可以發270萬千瓦的電，如果後來北部電力持續還有需求沒有核四的話，大潭電廠加機組就可以了，如果擔心LNG只有高雄永安的2個貯槽，可以在大潭電廠加2個貯槽就可以了。

推動再生能源我們執政時非常努力，在2002年8月將再生能源發展法案送立法院，沒有過；2005年再送一次，2008年第三次再送，直到2009年7月8日公布施行。那時風力發電的每一度收購價格要求台電要2塊錢以上，因為成本在1.8、1.7左右，要讓他們回收，當時的合約只有5年，游院長要求要有10年讓他們回收。風力、陽光發電的原料成本都不用錢，可以從每年買煤炭、石油的其中一部份來補助再生能源，這部份我們有做但做的不夠。

我們現在能源自主率很低，97%都是進口的，所以推動再生能源就能把能源自主率提高，同時它也是綠能產業，也可以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BOT也是一個不同的思維，2002年時促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PIP）只有49件金額才72.7億，BOT是民間出錢、效率又好、政府少出錢、經營的更好，當時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標案的投標率只有25%（因為政府穩贏、民間穩輸），所以當時我們把可能會來投標的廠商都召集來，將最高風險到沒有風險中間做了很多的simulation（模擬），然後我們畫一條線，超過這條線政府補貼，低於這條線還給政府，這個叫做Risk Sharing（風險分擔），2003年有36年624.7億元，2004年有82件1,306.5億元（投標率85%）。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要查核，廠商如果做不下去就要趕快要求退出，例如機場捷運在1999年就發包，得標商長生公司原本要利用場站開發的土地來回收，後因房地產不景氣做不下去就停擺，最後政府才接手已差了10幾年了，所以BOT案一定要不斷查核。

國營企業2000年的時候有10幾家，只有台電、中油、台糖賺錢，台電賺353.8億、中油賺119.2億，那年共賺346億（幾乎都是靠台電賺的），更嚴重的是中船、唐榮合計虧損100億，後來從旁協助他們進行「再生計劃」，將從業人員從5000人減少一半，留下來的薪資減35%，中船經過再生計劃從2002年到2014年訂單滿載，就是因為有配套措施，離開的人都有執照，可以組公司回來包工作，人民沒有義務每年繳稅100億來養兩家虧損的企業，民進黨關閉4家國營企業（高雄硫酸錏、台灣省農工企業、中興紙業、台灣機械），這是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沒有競爭力企業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當時要讓中船一半的人走沒有經費，借了核後端基金還被糾正，後來才編預算去還，重點在有沒有決心要做。

國營企業還有很多的問題，土地、資產太多的浪費，像台塩、台灣菸酒公賣局，太多土地了，所以游院長當時主持的就是「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每二個星期就檢討，不斷的將土地收歸國有。

雪山隧道9年挖1/3，後面的4年挖2/3，當初為什麼會停工？大家都以為是水、大約翰（全斷面鑽掘機，TBM）的問題，其實是榮工處和交通部協調不好，交通部說你不做我不付錢、榮工處說你不付錢我不做，後面就協調去做，有沒有面對問題、看到問題的根源。

新竹科學園區土地整理了6年廠商才進駐建廠，南科整理了3年廠商才可以建廠，中科跟我說2年很快，我說不，2年是要開工不是進去建廠，他的schedule就是環評、水土保持、雜項執照、水電，沒有這種schedule，你通通可以同步，在整埋土地的時候跟廠商建廠可以同步，所以從院長定案掛牌到廠商開工，才10個月5天，友達第一個旗艦廠商在6月28日動工，1年半後就開工了，我們的六代廠跟韓國是同步的，我們不能慢2年，當時TFT、LCD佔到42%是超越韓國的。當時我提出這個案子時，所有駐中部的部會告訴我說是mission impossible，我跟他們說I'm possible你們做得到、絕對做得到，我非常相信你們，結果做到了，公務員是需要鼓勵的。

1998、1999年本土性金融風暴發生，這時企業週轉不靈、跳票、協議分期、6個月繳不出來、列入逾放，這些現象在2000年、2001年當中，銀行賺的2,828億，打消呆帳2,295億，那年又被倒了5,430億，後來整理到2003年銀行賺了2,938億，打掉2,368億，那年只被多倒了30億。

在2000年的廣義逾放比是11.74%，到了2004年已經是3.8%，2008年是1.54%，2013年的6月只剩下0.44%，當時的中小企業借不到錢，成立一個5年500億的基金，一年給信保基金100億就可以保證20倍，中小企業就多出2,000億可以借，二次金改案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土地除了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是政府編列預算，工業區都是工業局去借錢去委託中華工程、榮工處開發，但是土地都賣不出去，那時就跟工業局的同仁想出來，中國大陸的土地是可以租的，那我們為什麼不能租呢？就跑出來「006688」借中、長期資金，讓廠商2年免租金、2年打6折、2年打8折，第7年才開始付，21後可以用租金去抵土地就是你的，這個案子持續一直做，有923家的廠商租了713公頃的土地，投資4,123億，創造的產值是6,104億，還創造76,885個就業機會，很多台商的回流就是用這個案子。

最後，執政其實是要總體思考，方向要非常清楚，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方向還蠻清楚的，我們不怕問題，我們面對問題，絕對不逃避，我們應該要引進企業界的精神，重視效益、要有成本的觀念、要有時效的觀念，更重要的是重視團隊、去除本位，改革是很重要的，不改革我們沒有機會，但是改革要有優先順序、要找到適當的時機，更重要是要用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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