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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4) 列印 E-mail
聖山教育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18

風雲會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毛澤東要台灣能獨立建國,對於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人,鼓勵有加。

一九二二年以後,由於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公平安排,造成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無法在台灣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文協的活動與民族意識的覺醒相互結合,而與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產生關連,無可避免地吸引了許多台灣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他們或者偷渡到福建,或者取道日本再轉往中國沿海大都市就讀,包括廣州、廈門、上海、北京等。

日本在華南設有領事館,負有監視台灣人的任務,防止他們與中國人聯繫,日本當局懷疑台灣學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擔心他們回台推展共產主義。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36。

西元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了新的變化,在台灣內外台灣人左翼運動的影響下,原為統一戰線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無可避免地面臨分裂的命運。這種情形,蔡孝乾在他的文章「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中有所指陳: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在台灣的年輕人中發展勢力,它對在台的日本青年也產生影響,這些年青人當中出現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即一九二八年在台北成立的「第一線讀書會」。它與文協及農組都取得聯繫,儘管它的存在相當短暫,但「第一線讀書會」為台灣人和日本人指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上,他們可以採取共同的行動。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45。

西元一九二七年年底,兩個台灣共產黨人─林木順和謝雪紅結束了在莫斯科的訓練課程,攜帶第三國際要他們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並應服從日共指導的指令,返回上海。他們與日共聯絡,同時也與中共黨員翁澤生取得聯繫,以瞭解台灣和上海的情勢。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56。

由於民族和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因此「工農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應於適當時機提出。從對台灣經濟和政治情勢的研究出發,台共將台灣人分為九個社會階層:(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2)包括大地主在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3)進步的資產階級,(4)小資產階級,(5)大地土,(6)中地土,(7)自耕農,(8)貧農及農村工人,和(9)工人階級。

在社會階層中最窮困的要算是占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和貧農,他們因此構成革命的主力。當然,工人階級應該構成革命先鋒。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外,我們可以說其他社會階級都具有反日的革命特徵,雖然工農革命力量對進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構成威脅的時候,彼此可能會妥協,但是後者仍應該歸併於反動陣營。

然而基於實際的政治條件,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先鋒部隊,應該在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的時候,仍舊掌握台灣解放的領導地位。在我們所指出的台共政治方針這個基礎上,台共提出了十三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和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提出的口號非常相近:
1.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    建立台灣共和國
4.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    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食
6.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    土地歸與貧農
8.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9.    制定失業保險法
10.    反對鎮壓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    擁護蘇維埃聯邦
12.    擁護中國革命
13.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61-62。

關於土地問題,台共強調兩個重點:
(1)    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台共提倡在革命者之間要有服從和聯盟的關係。確立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農民是它的同盟軍。
(2)    民主革命的主要社會成分是農民革命的實現,也就是消滅封建勢力,解決土地問題。換句話說,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中,應該將封建地主的土地充公並分配給農民。

事實上,台共在”政治大綱”中指出,不只應該將充公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土地的國地化(土地應該屬於農民蘇維埃所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完全廢除土地私有制,最後還可以達到土地社會化的目標,目前提出「土地歸與農民」的口號,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有的做法;換句話說,當前台共要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屬於民主革命時代的農民問題,但同時應該為下一個階段─蘇維埃政權的階段預作準備。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3。

在一項討論到國際問題的特別綱領中,台共指出目前所有運動沒有關注國際問題的錯誤趨勢,這個趨勢造成運動的孤立現象。因此,黨決定推動負責日常鬥爭的各個系統組織,使工農大眾都能掌握國際相互支援的意識,藉著各種不同的國際性紀念節日來擴展黨的影響力。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6。

台灣共產黨,得不到國際蘇維埃的奧援,中共對台共的具體幫助,亦因為忙於國共戰爭而後繼無力。

台共中央委員會當時由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三人組成在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前,只空有這個領導機關,缺乏堅強的實質組織,也沒有幾個黨員。但是,兩位候補黨員蘇新和蕭來福在日本四月十六日逮捕行動前,已應東京特別支部派遣回台,莊守也在被釋放後返回台灣。此外,居住在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共青團的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也相繼返台,並成為台共黨員。文協和農組的成員也陸續入黨,不僅增加了黨員的數目,同時也增加了台共的影響力。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逐漸蕭條,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也逐步獲得進展,這種情勢對停滯不前的台共發展相當有利。
盧修一,2006,” 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94。

喊口號是一回事,後台有金主撐腰才是實力,台共缺乏蘇聯的支持。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東方局透過中共的協助,以”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答覆台共的報告。這封信延伸了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採用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東方局強調:世界經濟蕭條日益加深,資本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也日益擴大,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加深了。新的世界大戰已無可避免,為了化解這個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地將加強他們的剝削與壓制,這種情形因而有助於無產階級運動及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台灣是殖民地的一環,並不能避免革命鬥爭高潮的來臨,因此台灣的同志應該克服自己的主要弱點─諸如它們的被動以及缺乏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指導等,應該將少數人組成的小團體轉變成一個堅固而團結的共產黨組織,以便完成它最初的任務─領導台灣的工農運動,確保殖民地解放,並參加世界革命的陣營。在同一封信中,東方局列出聞名的十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反映了國共當前革命階段的需要。
盧修一,2006,”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2。

(未完待續,撰於2009/08/08)
 

延伸閱讀: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3)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2)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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