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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快捷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2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美國打敗獨裁恐怖活動的國家,其人民反而陷入假民主的大混亂,因為羣雄四處,社會秩序失控,國家潰散,喪失以前人民於專制控制下的秩序和福利,變成鬼國,這也是值得檢討的地方。

羣眾式政黨的結構似乎與社會上新階級之出現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傳統的幹部式政黨反映出貴族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而此二階級之人數皆十分有限,地方望族已可充分代表之。這種政黨也代表一種範圍有限的政治活動,以及一種事實上排除大多數人民參與的民主。反之,羣眾式政黨反映出民主的範圍已經擴大,幾乎包含全體的人民。只有當人民的參與不限於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選舉,而是經常左右國家的行政工作時,他們的權利才算獲得完全行使。新式的政黨組織也使得這一現象成為可能。

其次,現代政治組織是套在傳統結構之上,而未完全取代後者。它往往是改造傳統結構使它們成為主要的支持力量。部落、種族、封建關係、宗教信仰以及祕密會社等等,常用來作為培養對某一政黨效忠的基礎。黨徽有時被認為是代表吉祥或有種魔力。這種現象在最現代化及工業化國家的政黨中也同樣存在,只不過較不顯著及重要罷了。反之,對落後國家——但也非全無例外——的某些政黨而言,這種現象有其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組織鄉村百姓時如此。在城鎮裏政黨則較現代化。

有人認為在落後國家中,政治領袖的權威主要取決於個人魅力。換言之,領袖個人的威望是政黨團結、黨員效忠的根本要素,主義內容及政黨綱領則幾乎毫無作用。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19-121。

想爭政權的野心家很多,很會搧動人民出來反抗,若是理由充份,資訊透明,沒有政治野心較能得到全民支持,當然被政客利用包裝欺騙的抗議行動也會很多,故公民教育的可貴在此可見。

壓力團體的活動有許多形式。它們有時是直接對政府、高級文官及國會議員施以壓力,有時則通過百姓間接影響權威當局。製造輿論、大型罷工、阻礙交通、示威遊行等等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壓力團體的活動有時是公開、明白而無飾地進行,有時是祕密、偽裝而謹慎地進行。它有時是用直接、恰當及合法的手段,有時則採非法、暴力的方式。在民主國家,壓力團體常與政黨一同作用。有些團體只是政黨用來擴大影響力的外圍組織。政黨通過它們所控制的青年運動、婦女團體、文化、體育協會及合作社等,可以影響不願成為正式黨員的人。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0-131。

落後國家,軍隊是權力的主要份子,誰養得起軍隊,誰的力量大,於是各自立法各自為政。而現代國家,軍隊不能國家化,只效忠一人,就毫無〝民主〞可言,這種國家很危險,常有暴衝亡國現象。

政治鬪爭以暴力方式解決的第三種情況是:當軍隊不再效忠國家,聽命於統治者,反而自己企圖奪取政權之時。在第3世紀時的羅馬帝國,軍隊便有權塑立及更換皇帝,經常是把皇位交給一位將領,以換取金錢賞賜或其他好處之保證。每過一時,軍隊便把自己所立的皇帝殺害,另換一人。在今天的拉丁美洲、中東以及其他地區,軍隊也是擁有操縱、更換政府的力量。1958年到1962年期間的法國,也幾乎面臨同樣的局面。有時軍隊裏又分派系,彼此在奪權過程中相互競爭。在羅馬帝國時代,禁衛軍與邊防軍之間,以及各省的地方軍隊之間,便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這些不同派系最後都是在戰場上一決勝負。在拉打美洲,衝突常發生在陸、海、空三軍之間。在阿爾及利亞,1961年時又發生過職業軍人與民間徵召部隊之衝突。

軍隊一旦自成一政治力量、不再效忠政府,則表示國家已面臨解體之邊緣。但軍隊就其本身性質而言,對國家始終是種危險。擁有武力的人常會濫用這種武力,正如擁有權力的人,容易濫用權力一樣。而武力又是權力的終極形態,而且是短時期內最有效的一種形態,也是最不容易立刻抗拒的一種力量。掌握刀槍的人,不論是誰,自然而然地想都把它作為權力鬪爭的法碼。武裝的軍人對於無武裝的統治者及百姓而言,永遠是一種威脅。為了減少這種威脅,也有一些辦法,首先是培養軍官對國家的絶對服從感,不論是在任何情況,不論政體形式為何,也不論當權的統治者是何人。義務兵役制也減低了上述危險,因為它把百姓訓練成兵,因而使軍隊平民化。但威脅仍舊存在。統治者及百姓必須經常注意軍隊的動向。在軍事政變已成一種傳統的國家,例如拉丁美洲國家,組織民兵是可能防止軍隊操縱國家的唯一方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4-135。

KMT的黨產太多,來自各種民間掠取,用來控制金融、經濟和鞏固政權,所造成的特權,皆位居國家高層,是全世界最邪惡的政治團體。

金錢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武器。這一事實可以從權威的型態是隨著財富的型態而轉變看出。在農業社會時代,土地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係由擁有土地的階級所掌握,於是造成貴族政體。權威之擁有,與土地及武力(騎兵)兩者之所有權不可分。這種權威也同時具有封建及軍事雙重性質。在工商業社會時代,工廠、商店或銀行,便成為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落入中產階級之手中。不用說,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之轉變過程是緩慢的。在工商業社會,財富的作用較為顯著,因為金錢在這種社會的價值系統中地位甚高。

財產之獲得若由世襲而來,將完全改變競爭的形勢,因為競爭本身已失去民主之性質。金錢之力量也因而大體上變成與生俱來的力量,雖然兩者原來並非同一回事。自由社會愈往前發展,則致富之道愈要依賴資本,而不是依賴努力。既使我們不完全接受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徹底赤貧化的理論,我們也很難否認相對的貧窮化現象存在,因為在國家總所得增長之際,工人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常有下降而非升高趨勢,而生產工具所有者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則日愈升高,也就是仍舊由後者掌握了金錢的力量。結果所形成的兩極化現象不只是經濟性質,而且也是政治性質,因為當增加的財富由工人轉到資本家手中時,工人對權力之影響——也就是他們所有的政治武器,也被部份剝奪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7-138。

媒體影響政治的方式,就須客觀中立,實話實說,講求證據。雖然有立場,但是對話的評論則須具備國際觀,宏觀法則和民主素養。

廣告是媒體生存的來源,若廣告量不足以支撐媒體,媒體會自動調整編輯,以合乎大眾口味。在台灣的媒體業,因長期受到KMT黨產眷養,內容偏頗失真,成為御用〝統媒〞;於民智開展,資訊透明的當下,國民黨報成為假報,因此各種報導,很難欺民、騙民,而廣告商亦反而成為附隨工具,不得不支持〝講真話〞的媒體。


一個英國人每天若看「電訊報」(Telegraph)、「衛報」(Guardian)及「太陽報」(Sun)這三種報紙,便可知道各方面不同的言論,從而建立自己的意見。這些報紙以及所有其他報紙,都同樣試圖向讀者灌輸自己的主張,而且手法也頗類似。但正由於它們之共存,結果沒有一種報紙可以達成這一目的。多元化現象使得它們不敢漫天撒謊。如果沒有人反駁,則真相不易獲得,於是也容易進行矇騙。如果隨時可能有不同意見出現,糾正錯誤,撒謊就很難了。在一個基於自由企業與自由競爭的傳播系統之下,隱瞞事實是非困難之事。但我們也不應過份強調這種系統下消息的多樣性。在蘇俄固然找不到一份贊同資本主義的報紙,在美國也同樣看不到贊成共產主義的報紙。

以金錢控制新聞與其說是種所有關係,不如說是種使用關係。因為大眾傳播媒介若非是免費供給大眾(如無線電、電視),便是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售給大眾(如報紙)。每一份日報的成本,至少值兩份的售價,有時更高。入不敷出之部份便由廣告商補償,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也是以廣告費支持。現代新聞事業的主子因此是廣告人,事實上也就是廣告公司。由於廣告人及廣告公司都是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公司,它們顯然都不願看到反對資本主義的觀念出現於大眾媒介。它們往往利用廣告人向人們灌輸保守的思想。

大眾傳播媒介之內容,事實上逐漸淪為廣告的附帶節目。無線電或電視的節目、報刊的社論、新聞或專題報導,都是用來吸引最大可能數目的公眾,以便販賣廣告。廣告也因此構成資本主義式消息的原動力。賺錢是新聞事業的目標,正如其他私營企業一樣。為了達到最有效的宣傳,則必須吸引最大數目的讀者、觀眾或聽眾。因此也必須把包在廣告藥片外面的糖衣,製作得適合最多數人的口味。一連串的後果因此也產生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40-141。

資本家的文化侵略,加上網路遊戲的風行,成為宅男女虛幻國度的滿足,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寶可夢(Pokémon)形成的怪現象,風行全世界,這種虛擬白癡化的現象,是一警訊。

最後,雖然現代技術已使得一種真正的文化可能散播到全球各角落,但資本主義的傳播系統只會導致所謂大眾的「白癡化」,因為它把人們局限在一個智力很低的嬰兒世界。典型的作法是向顧客推銷各種浪漫式神話。於是國王、皇后、王子、公主以及其他半真不假的人物,便成為上選的題材。他們的服飾、住宅、一舉一動也成了半神話的故事,充斥於報刊雜誌、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之中。觀眾或讀者沉緬於這些半神話故事之中,都變成了大兒童。

電影、戲劇及各種娛樂性節目,也同樣可以造成這種「白癡化」的效果。通過這些方法,大眾被投入一個不真實、人工化、想像化的世界,也因此與現實世界的問題脫節。因此資本主義式的傳播系統無法培養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共產黨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的策略,即資本家故意利用花邊新聞、愛情故事、皇族羅曼史、娛樂性節目及電影來麻醉羣眾,使他們忘記自己身受剝削,從而癱瘓他們的反抗意志。客觀地看,在自由政體之下的新聞機構,確有造成這一後果之趨向。但從主觀角度來看,這一趨向則不像是資本家刻意期望、製造的結果,而是他儘量滿足顧客需要的產物。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3。

資本發達的國家,會因應勞工成長和社會落差現象,制定所謂〝良心條款〞,這是資本主義走向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其主要在於維持資本企業的形象而得永續發展。

誠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偶而也會有某種特設的制度,旨在保障消息的真正獨立性,不受國家或資本家的干擾。例如「良心條款」(conscience clause),使新聞從業者可以拒絶寫作他們不以為然的東西,甚至事後要求報社提供可觀的賠償費。但實際上要引用這項條款卻不容易,而且新聞人員若求升遷,也最好避免引用此種條款。還有一些新聞從業者已為自己建立聲譽,而且使大眾對他感到需要。於是他們便處於一個有力的地位,可以任意發表文章。美國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便是個典型例子。其他還有別人。但在任何國家,這種人都不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5。

生活水準低落,知識水平不高,對外的資訊不足,封瑣消息外傳,是當權者的愚民手段,但是被奴隸者喪失生存基本條件會群起反抗,導入血腥戰鬥。

數千年來,權力鬪爭是在一個小圏子中進行,廣大的羣眾並無機會參與。由於生活水準低落,他們無法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因而無法認識、也無能力組織自己的力量。同時,由於當權者及其武裝部隊之嚴密監視,他們也不能有所行動。有些時期,在極其特殊之情況下,因為奴役、貧窮及壓迫的程度太大,羣眾會忍無可忍,衝進政治圏裏,像一羣笨拙的野獸,橫衝直闖,四處破壞,但卻無法有建設性之表現。這便是許多時期中奴隸叛變、農民暴動以及城市暴動之特質。特權階級則因心存恐懼,往往對這些暴動進行殘酷鎮壓,而這種鎮壓行動,又使得新的反叛企圖,在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內不再出現。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羣眾叛變的領袖史巴塔克斯(Spartacus,義大利奴隸,死於西元前71年)起事失敗時,便有6萬名奴隸在盧卡尼亞城(Lucania)被集體屠殺,其中有6千人被釘死在羅馬城南亞卑安大道(Appian Way)兩旁的十字架上。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7。

台灣有建國的理想派,須要的是戰略結合,不可用極端的排斥方式,亦不可用脫離現實環境,免而為之,運用時代環境,結合輿論來行動,就可以成事。

極端派由於只是偶而提供支援,本身對政府並無真正的影響力,並且在兩翼之中多少被孤立,因此自然有日愈極端化之傾向,其黨員因而有種疏離之感覺。英國工黨中的左派黨員或保守黨中的右派黨員則無此現象。中間黨派所操縱之政治,常帶有現實色彩而與理想、原則無涉,因為兩個中間黨派之理想、原則迥異,無法協調,因此也造成一種理想與現實分離之現象。理想的政策既然可貴而不可行,則只有束之高閣一途,甚至不求原則上之協調。這種情況也使得兩翼的極端派對中間黨派表示猜疑及不耻。但兩個極端派只有一個辦法對付這種情勢,即聯合起來與中間派聯合陣線對抗,因為後者只有在需要它們助陣時才拉攏它們,並未使它們獲得真正的影響力。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56-157。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民主不民主皆然,公民自覺運動的正確方向,須有高明的領袖來引導。

在高度開發社會中,人們仍舊可能為偽裝的現象所矇蔽,因為人們可能不能看透某些人的觀點,而大眾傳播媒介也常使用其他的偽裝方式,諸如添油加醋,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類。同時,偽裝本身並不只是一種蓄意的扯謊,而且多少也是一種自我欺騙或陶醉,即將自己不願面對的現實隱藏起來。在政治上尤其有許多人是故意瞌上眼睛,自欺欺人。偽裝很可能會逐漸減少或日愈技巧化,但完全自政治衝突之中消失的可能性則不大。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60。

政治鬥爭是進步還是退步,在於公民教育的成熟度,國家崩裂須有強人來重整,國家民主化則須全民來參與。台灣的國不成國,民主化的過程少了脫胎換骨,故成為和稀泥現象,現階段,以消滅KMT在台勢力為首要目標。

在民主政體中,直接衝突可能在任一層次上發生,而在集權政體中則只可能在較低層次發生,因為最高權力之爭奪,只能採間隔方式,使用陰謀詭計對掌權者施加影響力,而不能隨時更換之。有趣的是,就低階層的權力而言,在民主政體中,情形有時正好相反,因為低層的權力常交由一批專業化文官組成的行政機構來行使,而這些文官由於工作受到長期保障,當權者幾乎不可能解除他們的職務。因此,爭奪職位的直接鬪爭便不常發生。而上層政治領導人縱有更迭,其波及之範圍也十分有限。反之,在獨裁政體之中,君主可以自由選派及撤換所有大小官吏,因而這些職位反而成為直接衝突之對象,而且在範圍上十分廣闊。但因為獲得君主寵信的人無往而不利,故一旦改換親信,其影響常較大選更換政權更為深遠。

最後,應該注意的是,在民主政體中,權力的爭奪有一種週期性,在獨裁政體中則無。大選的作用便是定期地將整個國家變成競爭的對象。失敗者將整個政府的強制機構及執法機構,交與勝利者。勝利者本身遭遇敗績時,又將它們交給新的勝利者。大選因此自然成為決定性一戰發生的時刻。政治衝突因此也有一定的規律性,每4年或5年進入一段活動緊張時期,其他時間則趨緩和。獨裁政體便無這種張弛交替、而是一種不斷勾心鬪角的現象,其高潮之有無,全看某一時的情況而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61-162。

(未完待續,撰於2016/08/27)


延伸閱讀:
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1)
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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