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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距離法治國家有多遠? 列印 E-mail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王美琇   
2017-04-09

最近兩件個案判決,恰巧形成強烈對比,一是三一八攻佔立院案,一是馬英九洩密案。兩案的判決,足以說明司法正在歷經什麼樣的價值檢驗。

馬案法官對馬英九引發的憲政危機完全視而不見;三一八案法官則看見「公民不服從」阻卻政府違法的憲政層次。兩種判決高下立判。兩相比較,更反映出台灣的司法依然存在「只見藍綠、不見價值」的嚴重亂象。

談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台灣距離法治國家有多遠?司法要帶給台灣什麼價值?司法要為民主深化立下什麼典範?司法人員如何看待自己的定位?或者甘願淪為政黨鬥爭工具和既得利益的維護者?

司法演進推動美國民主

美國的司法演進值得借鏡。美國之所以成為今天的美國,和他們的司法演進有牢不可破的關係。永不屈服的勇敢人民不斷挑戰司法邊界,催逼著司法判例持續更新,落實民主和人權價值的深化,讓美國成為一個民主成熟的自由國度。

換言之,司法判例就是推動美國民主進步的最大動力,而美國憲法中保障人民權利的修正案,更是不斷成為挑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智慧與良知的最終判決依據。

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案,最高法院廢除「隔離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法案,讓黑人和白人可以同校就讀;一九一八年阿伯倫(Abram)言論自由案由大法官何姆斯(Justice Holmes)立下影響後世的判決:「…法律不能處罰言語的表達,除非言語的後果必將引起清晰而立即的危險。」

從此以後,「立即而明顯的危險」就成為憲法原則並適用於法院裁判言論自由案的依據。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一九八四年強生焚燒國旗案。被告強生在德州法院被判有罪,但他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一九八九年最高法院宣判德州的法律侵犯到強生的言論自由,違反憲法、判決無效。

一九六一年的麥普案(Mapp)也讓最高法院確立:警察不可非法拘捕人民和扣押證據(第四修正案);也禁止政府強迫刑事被告作對自己不利的供詞,除非被告同意招供(第五修正案)。保障人民的隱私權、財產權以及緘默權。法院也不得考慮非法取得的證據,否則判決一律無效。

司法判例落實人權保障

一九六六年麥蘭達案(Miranda)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成為全國各級警察執法時的正當程序,即所謂的「麥蘭達警語」:「警察拘捕被告時必須告知可以保持緘默。若被告要保持緘默,警察必須停止訊問。若被告要求有律師,訊問必須停止;再訊問時律師必須在場。」

一九八七年的馬丁案(Martin)最高法院也確立:檢察官代表政府起訴被告時,檢察官必須負起完全舉證責任,而且證據必須明確到讓陪審團不再有任何的「合理懷疑」,也就是必須「超越合理懷疑」。舉證責任和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法則,成為正當程序的基本要素。

一九七四年尼克森水門案更是司法權與總統權的經典對決。最高法院最終認定:「總統享有『行政特權』,尤其是國家安全必須保護,但『行政特權』不是絕對的。面對犯罪的可能時,總統的機密權應該和司法權相互平衡。…」最高法院判尼克森敗訴,國會展開彈劾而下台。最高法院明白宣示:「沒有任何人,甚至總統,可以高過法律。」充分彰顯司法權威和憲政高度,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價值。

美國制憲之初憲法只有七條條文,幾年後國會又通過十條憲法修正案,列舉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權,以及保護人民在政府執法過程中不受侵害的基本權利。然而,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需要公正而獨立的司法系統。

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受到侵犯時,人民可以上訴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負責解釋憲法和最終判決。最高法院可以撤銷地方法院的判決。法律由判例構成,法規由判例演繹。最高法院是終極判決,判例並成為全國執法單位必須嚴守的執法依據。這就是美國憲政法治的基礎。

民主價值需要法治支撐

反觀台灣,我們這部違章建築的憲法及增修條文中,雖不缺保障人民權利的條文,但因戒嚴三十八年凍結這部憲法,司法從此淪為威權統治集團整肅異己和欺壓人民的工具。解嚴至今已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但司法和警調人員的腦袋並沒有解嚴,依然揮不去黨國思維陰影,人權價值更形同具文。

所以,看到少數進步法官和檢察官努力嘗試挽回司法的敗壞聲譽時,我們不知道該感到欣慰或者悲哀。

一個成熟民主國家的司法,必須也應該成為三種價值的守護者:一是民主憲政的維護者,一是弱勢人民的守護者,一是公平正義的捍衛者。如果做不到,司法就會成為保守反動者集結孳生的溫床。

因此,司法人員必須好好捫心自問:司法的存在價值是什麼?司法要為民主法治奠定什麼基礎?台灣距離法治國家有多遠?

缺乏法治支撐的民主,勢必搖搖欲墜;法治信念的實踐,需要更多人的膽識與堅持。請讓智慧和良知導引,跨越藍綠政治;讓正義的亮光,照進司法的黑暗角落,重新點亮島嶼的希望。(作者為專欄作家)

Source: 自由時報/星期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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