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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當一個富有挑戰精神與踏實精神的台灣人? 列印 E-mail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張正修   
2017-05-01

一、問題重重的台灣

或許從台灣人日常的行為當中,我們可以發掘到台灣人的一些特色,例如台灣人喜歡吹噓以前自己曾經創造出台灣奇蹟,也很驕傲的說台灣人建立了台灣的民主。但是台灣在全球化之後,台灣的經濟一直在衰退,人們似乎拿不出什麼辦法,又如台灣的老屋一大堆,但是都市更新條例、老屋重建條例等似乎都起不了什麼作用。台灣的城鄉差距很大,連以主張台灣為本位的民進黨政府至今仍舊把六個直轄市以外的縣市當做是舊日台灣省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而只是以內政部來取代台灣省政府的地位,讓縣市永遠處於直轄市之下,造成其他縣市是合成一體而來與六個直轄市來分配統籌分配款,財政的扭曲永遠存在,讓城鄉差距無法縮小。台灣人面對問題,好像永遠抓不到問題的所在,所以開出來的處方箋好像效果都有問題。其實當我們觀察台灣人在解決問題時的態度與作法時,就可以發現台灣人的行為有著台灣人的特色。

二、踏實的日本人

其實如果我們將日本人與台灣人做對比來看兩者之間的差異時,台灣人的特色自然會呈現出來。日本人喜歡講日本第一,他們凡事都想要在日本成為第一,而在與外國人的競爭上,他們喜歡講的就是「追い付き、追い越し」(趕上然後超越),而他們的民族性也使他們能夠以團隊的精神去完成他們所想追求的目標。我們如果以實例來看時,就可以發現日本為何可以在短短一百四十年當中從一個小國變成一個大國。記得當年在東京大學留學的時候,就發現日本人的目標是要建立起與歐美有相同地學術水準的學術能力及地位,因此他們非常踏實地把歐美先進的東西加以吸收。在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他們很難進入新的學問領域,所以他們就請外國的學者專家來教學,一邊透過翻譯一邊授課,以使學生們學習。東京大學法學部有個學術雜誌,叫做國家學會雜誌,這個雜誌在創辦後約20年左右的時間,其裡面的文章都非常淺短,完全不像是學術論文,但是創辦後過了20多年,他們開始可以寫出跟歐美學術界一樣的論文,更且他們就在這個基礎之上,要想趕上歐美。根據我個人在東京大學念書而上seminar(專題討論)的課時,就發現教授們會把德國、美國、英國或法國等國家有名教授的最新學術論著當做教材來使用,而由研究所的學生翻譯並共同討論,在這種細膩的討論過程當中,可以發現他們對於歐美國家的理解會相當正確。而他們在建立學術基礎的過程中,就產生他們特有的特色,那就是他們相信他們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比起歐美國家相同學位的學生會更有實力。對於東大法學部的日本人來說,拿博士學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發表論文,接受挑戰。我們這些留學生曾目睹他們的助教論文審查,這些助教(東京大學法學部特有的制度,優秀的大學生被挑選為助教後三年,寫出論文即可成為副教授)在公開發表的場合,要接受所有出席者與口試教授的質問,並做出回答。我的博士班同學其實都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他們在課程修了之後,拿著指導教授的介紹函就可以到大學任教,他們要拿博士學位大概都是在發表許多著作後到了相當的年紀才會取得(最近已有所改變)。學校與法學部幾乎把歐美先進國家的判例集、國會公報、政府公報乃至各種學術論著與學術期刊全部蒐集,但重點是這些都是有人在研究,而不是擺著好看的。而且這些擔當大學教職的人經常會出國去收集資料,並了解各該國家的發展。他們有能力請到外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參與他們的研討會,而對他們的思想看法提出質疑與看法,在我所知道的範圍內,我知道他們請過當代所有出名的思想家例如沙特、福科、哈伯瑪斯……等到過日本與日本學者對談切磋。這些思想家在來日本之前,日本已有相當規模的學者對他們的思想做過研究,所以他們不是請這些思想家來日本玩,而是相當程度在他們的面前展現出他們的實力。

三、歐洲人的開創精神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歐洲人因為文藝復興而開始脫離中世紀基督教的束縛。而文藝復興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人文主義者大膽去恢復古希臘、古羅馬的古文化,藉古創新。但就在大家都知道的歷史當中,人們並沒有深切注意到歐洲人在文藝復興中所表現出來的挑戰精神與踏實的精神,而這正是歐洲人有辦法主導世界最大的原因。

人文主義者們把中世紀所忘掉的、所被扭曲掉的古代希臘、羅馬文化遺產,重新挖掘出來,為了使它們普及,他們花了許多的力量,並做出許多的貢獻。他們不只是利用古代希臘以及羅馬作家們的文體、文章結構以及修辭的特色,還利用他們的哲學、文學以及歷史的內容要開闢一條新路。古代世俗文化的特色是:要在地上實現人的幸福以及實現美麗的理想,而這種古代的世俗文化就幫助了人文主義家們,使他們斷然和中世紀的基督教士林哲學、神學以及教會文學的傳統絕緣。當時從文獻學的研究出發,而具有反基督教士林哲學思想的人文主義家當中,有許多出有名的人物,例如瓦拉(Laurentius Valla 義大利名為Lorenz della Valle,1407-1457,義大利人),維夫(Ludovicius Vives,1492-1540,西班牙),艾拉斯姆斯(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德意志),拉姆斯(Pierre de La Rameé或Pefrus Ramus,1515-1572,法蘭西)等人。

在文藝復興時,人們在拜占庭沒落的時候所被拯救出的手寫本當中,在從羅馬廢墟中所被挖掘出來的古代雕像上,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就是古代希臘與羅馬,古代希臘與羅馬就在驚訝的西歐人面前出現了,而中世紀的亡靈就在這個輝耀的雕像之前消失了。具有挑戰精神的人文主義者就創造出對於世界與人的本質的新看法。當時帶動這種新看法出現的,也就是帶動新世界觀出現的,就是這個時代的新人類,也就是是商人跟銀行家們。他們在社會實踐上所具有的性格與他們的要求就挑動了時代的創新與挑戰精神。這種挑戰的精神,就顯現在人文主義的一般特質上,而這種人文主義的特質之一就是:拋棄封建束縛 。

四、拋棄封建束縛

商人從他們業務的性質來看,他們不能夠像農民或手工業者一般,具有狹隘的地方割據主義,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必需走遍全歐洲,甚至於必需越過歐洲走到其他地方。因此,捨棄這種地方割據主義,就意味著要捨掉〈糾纏在地方的風俗習慣以及道德〉。他們必需擁有自由,以便不受封建傳統以及封建習慣所束縛。而他們所擁有、所使用的貨幣的威力,正是使這些事情成為可能的原因。貨幣經濟的滲透必然使人們認識到商人的實力,所謂的門地出身已無法不受到貨幣威力之影響,即使是高貴的國王,也必需要看商人的臉色。商人們除了必須要脫離各種封建傳統的束縛之外,他們也是能夠自由的唯一階級。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他們找到了能夠映照出自己姿態的鏡子。

米蘭朵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借神的嘴吧說:「亞當啊!神創造你並沒有給你一定的位置、形姿或是特權,我按照我自己的思考、認知和選擇,把你按照神所喜好的加以保持而創造出來。自然是會受到其他東西的限制,從一開始,它就被神所書寫好的法則加以束縛,而你除了依照你自己自由意志之外,是不會有任何束縛的。

神把你放在這個世界的正中央,讓這個世界的所有東西都很容易讓你看到。天上的事物也好,地上的事物也好,會死的東西也好,不會死的東西也好,神都不加以創造,祂創造人,讓人用這種特殊的能力把自己創造成自己所自由喜好的形態。」

台灣人有救嗎?

相對地,如果我們以台灣的學術界來看,其實筆者是很悲觀的。記得張炎憲在日本與我在一起時,就跟我說過我們要像日本一樣,建立自己學術的實力與基礎。但是回台灣以後,其實是令人失望的。我不敢以偏概全,但是就我所看到的學術現象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灣人到外國留學主要是拿博士學位,因為國內只有拿到博士學位才能教書,至於博士論文與研究能力如何,沒有辦法確定,結果,國內許多教授就培養了一大堆的土博士,而給與學生博士學位是為了鞏固在學界的「政治地位」,同時可以藉著學生的論文發表一起掛名,但問題在於土博士的研究能力與學術實力有辦法與世界同步齊驅嗎?土博士解讀外文的能力夠嗎?事實上,在很多學校可以看到的是土博士的拉幫結黨更勝洋博士。許多私立學校,因為董事會的人際關係,塞了許多所學非所教的教師給各系,這樣的用人其實已背離學術的本質。而學術本來的特色是要學術同僚透過討論、辯證才能帶動學術的進步,但是實際上,在學校開會要學會作人,不然教師們會因為彼此不爽而互相報復,明哲保身是報保持不被害的方法,和稀泥成為許多學校的特色。由於升等、申請計畫到後來都有必經的人事過程(例如投票、審查),所以拉幫結黨幾乎是國內大學的特色,各位或許也聽過,當論文送審時,學校主管會故意找自己的人把你的論文打成不及格,再審查時也使用同樣的手段。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幾乎被國立大學的學閥所掌控,很多計畫的申請幾乎都是國立的教授拿走,而且幾乎都是與主事者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這是學術界都知道的潛規則,而且花了人民稅金所寫出來的計畫並沒有給學術界公開評論。請問這能夠帶動學術進步嗎?中研院曾經發一個簡訊給大家,該簡訊表示國外的學術界正在編政治學的辭典,我們中研院有幾位研究員受邀寫其中幾條,我看了想笑,在日本,其學者不知道已經編了幾本政治學辭典,我們發了那麼多錢培養那麼多的人員,竟然編不出一本政治學辭典。其實這就顯露出,台灣的學界跟司法界一樣,許多檢察官與法官藉著司法獨立亂搞,同樣地,學界許多人也是假藉學術獨立之名,搞出脫離學術本質的事情。每次聽到中研院改選院士的時候,我就時常想笑:一大堆人又拿著人民的錢互相取暖,讓自己變成是高人一等的學者。其實,台灣人對於學者是比較尊重的,而很多學界的人就因此很容易產生權威感,不接受批判,而以自己的話為權威,於是面對問題請不同的學者提供意見時,常常就變成是沒有焦點的對話,各說各話。前呂副總統為了國內的法學教育是否應該改為美國式的law school 時,請了近百位的學者討論,結果,大家所談幾乎都是站在自己立場的發言,顯然地,贊成美國的law school 的是少數派。

如果做學問只是為了自己的發展,而沒有公共良知,請問這樣的學問對於社會問題的觀察與解決會有幫忙嗎?可是請問一下:政治家敢得罪學者嗎?這種惡性循環如果不打破,我們所可看到的就是台灣的往下沈淪。

Source: 民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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