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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事件和陳文成命案 列印 E-mail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陳唐山   
2017-12-27
陳文成抱著他的兒子陳翰傑。圖/陳文成基金會提供
陳文成抱著他的兒子陳翰傑。圖/陳文成基金會提供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當時我正好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我立刻透過人權會、婦女會這些台灣人團體積極向世界發聲;加上我在聯邦政府工作,與行政部門和國會議員相當熟悉,我到國務院找上台灣科長,詳述台灣人追求民主的過程和美麗島事件的前因後果。另外,就是與剛成立的美國在台協會進行交涉。

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為了規範美國與台灣的關係,1979年美國眾參兩院在3月28日及29日迅速通過《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美國國務院則根據《台灣關係法》設置一個民間非營利組織,名稱叫「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AIT),雖然是民間組織,其實還是由資深外交官或政界人士擔任理事主席和處長,第一任理事主席是丁大衛(David Dean)。

我們很清楚,一定要讓美國人瞭解台灣的人權狀況,才能破解國民黨對美麗島事件的抹黑宣傳,所以決定去拜訪AIT。當時住在華府的台灣同鄉當中,有一位來自新竹的鍾桂榮,他是紐約新社會科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畢業的高材生,文筆很好,他把美麗島事件的來龍去脈描述得非常清楚,我們就拿著這份資料,找了幾位同鄉,去拜會丁大衛和國會議員,逐一向他們說明台灣人爭取民主人權的艱辛過程,期待能獲得美國友人的關注。

當時台灣當局透過媒體把高雄事件定調為暴動,12月10日當天參與國際人權日活動的參與者都被形容為十惡不赦的暴徒。國民黨在當天即大肆逮捕,沒多久大街小巷到處張貼著施明德整形前後的照片,全台充斥肅殺之氣。雖身處海外,但我們非常清楚,高雄事件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的惡質操作,國民黨想借機把反對人士一網打盡,所以蓄意製造事端。當時卡特總統(James Earl Carter)主張人權外交,所以我們去見丁大衛,極力敦促他務必前往台灣調查真相,讓台灣的人權狀況真實呈現。

後來,丁大衛奉美國政府之命向蔣經國交涉,他到台灣調查後返回美國,為人正直的他向我們證實當初我們的指控確實不假。

丁大衛到台灣進行調查,確實是很大的突破,因為當時國民黨派出一些記者到美國進行負面宣傳,如聯合報記者高某,這些傳聲筒同聲一氣,指稱美麗島事件的參與者是暴徒,雖多數人不相信,但還是有些美國人不明就裡,所以澄清工作自然就落在美國台灣同鄉身上。

期間,我們還透過不同管道拜會多位國會議員,來尋求美國各界的普遍關心;其中包括參議員佩爾(Claiborne Pell)、甘迺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Joshua Solarz)、李奇(Jim Leach)等人。2014年太陽花學運,超過十一萬名網友到白宮網站提出「反對兩岸服貿協定」(Oppos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的請願,1979年我們已有類似做法,當時我們發動全美台灣人寫信到甘迺迪辦公室,一下子湧進7000封,震撼了甘迺迪,終於首肯替台灣人民發聲。

經過一連串遊說活動後,美國政府逐漸重視美麗島事件。這個事件也讓美國人對台灣政府的觀感產生重大轉折,因為美國人向來認為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是紅色政權,所以稱之為Red China,共和黨人對台灣執政當局較有好感,就把台灣稱為Free China。但經歷美麗島事件後,他們終於認清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其實非常不Free。

美麗島事件後2個月,在二二八這個令台灣人心痛的日子,竟發生林義雄寡母和雙胞胎女兒慘遭殺害的悲劇;一年後的1981年7月2日,返台的陳文成被警總帶走,隔天陳屍台大校園,政治謀殺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海外鄉親無不悲憤填膺。

為了釐清陳文成案件真相,我到陳文成任教的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去找塞爾特校長(Dr. Richard M. Cyert),向他述說陳文成的遭遇。同時我也找陳文成的太太陳素貞和休斯頓一位蔡姓台灣人到美國國會作證。這位蔡先生是陳文成的好友,但因為父親是台灣的公務人員,他擔心拖累家人,所以對作證一事產生躊躇,但我鼓勵他,既然是陳文成最好的朋友,這是最後一次有機會為陳文成講話,蔡先生才同意出面作證。

由於台灣同鄉不斷向美國國會和國務院陳情,促使美國政府開始重視陳文成案件。1981年9月,在塞爾特校長的協助下,知名法醫魏契(Cyril Harrison Wecht)與狄格魯教授(Morris De Groot)一起到台灣調查陳文成命案真相。除了解剖遺體,也同時到墜樓現場檢視,他們發現陳文成血液的毒性分析不完備,要求採取部分體內組織帶回美國檢驗,但被台灣政府拒絕。離開台灣前,魏契向媒體表示:陳文成不是死於自殺而是謀殺!

魏契的調查結果,台灣執政當局當然加以否認,後來魏契與狄格魯在《美國法醫暨病理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 Pathology)共同發表名為〈台灣謀殺案〉(Murder in Taiwan)的文章,對陳文成命案做了非常詳盡的描述。

當時台灣同鄉散居美國各地,集合起來並不容易,而我人在華府,剛好可以做為聯絡窗口,扮演與美國政界聯繫的橋樑。蔡同榮對陳文成命案也盡了很大的力,多次從紐約飛來華府幫忙;面對故鄉的人權災難,越來越多的同鄉挺身而出,包括在歐洲的台灣人,齊聲向全世界控訴台灣政府的惡行。當時我擔任世台會會長,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全世界的台灣人社團串連起來。

我們認為應該對國民黨政權施加更大壓力,才能反制他們對人權的侵害,我們把主戰場拉到華府,邀集來自全世界的台灣同鄉到國民黨政府位於華府的代表處示威抗議。來自歐洲的陳昭南向來習慣穿拖鞋,那年冬天,他雙腳凍傷,依然鬥志高昂。我們雖知台灣駐美代表處有美國警察保護,但忿憤不已的我們一鼓作氣,直接衝進代表處,切斷電線,讓他們無法工作,我們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壞了整個駐美代表處。

當時大家認為,國民黨在島內壓迫台灣人,我們在海外也要以眼還眼,更何況護照早被沒收,更無後顧之憂。回顧這段年輕歲月,再觀照二○一四年衝進立法院的熱血青年,守護台灣的熱情,兩者倒有幾分神似。

另外,美麗島事件期間,還有一段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小插曲,當年與連戰、錢復、陳履安合稱為國民黨四大公子的沈君山,透過朋友連繫上我,並約在傑佛遜紀念館(Jefferson Memorial Hall)見面。一碰面,沈君山開門見山的表示,他銜國民黨高層之命而來,只要我承諾不再針對美麗島事件發言、進行遊說,並停止相關援救行動,國民黨會解除禁令,讓我回台。我回答他,國民黨把美麗島事件羅織為暴動,逮捕許多台灣菁英,我回台於事無補,除非國民黨把施明德等人全數釋放。我的回應對沈君山與國民黨而言,無疑是大大的一盆冷水,而經過那次事件後,沈君山從未再與我連絡,我還是繼續當我的黑名單,他還是優雅地當他的四大公子。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陳唐山回憶錄:黑名單與外交部長》)

Source: 民報/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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