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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後殖民主義與台灣獨立 列印 E-mail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吳佳鴻(成大台文系一年級)   
2018-05-09
依照轉型正義的定義來說,民主化後的政府,有義務主動調查並釐清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之責任,並且將歷史檔案公開,以期這些歷史記憶,能確切成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圖/張家銘
依照轉型正義的定義來說,民主化後的政府,有義務主動調查並釐清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之責任,並且將歷史檔案公開,以期這些歷史記憶,能確切成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圖/張家銘

本文嘗試從歷史、語言及法律三個層面,去探討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與台灣獨立(Taiwan Independence)三者間的關係。並透過釐清此三個概念的核心價值,去建構台灣新國家的想像。

筆者首先從歷史角度,來評論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依照轉型正義的定義來說,民主化後的政府,有義務主動調查並釐清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之責任,並且將歷史檔案公開,以期這些歷史記憶,能確切成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在解嚴已31年的今日,卻仍舊無法找出當初實施暴行的加害者,到底是誰。

我們或許能知道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元凶是蔣介石及蔣經國,然而其底下之共犯結構(如:特務系統、憲警系統以及司法系統的爪牙們)我們卻對他們是誰一無所知,更遑論是追究其責任了。

再來談到檔案開放之問題,台灣的檔案開放,竟是淪為所謂的「有解讀才不會引起誤解」、「避免造成二度傷害」等論調。對此,筆者想提的是,國際檔案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於2012年公布了「檔案利用原則」(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列出十項原則,然而沒有一條原則有所謂「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開放」的,台灣社會難道還要拿這些奇特的理由,去迴避我們早該面對的歷史真相嗎?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以及正視歷史真相若與國家集體記憶有關,那麼對這些工程的漠視,便是國家集體的失憶。

再來筆者從語言方面談起。筆者相信,對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來說,華語(就是現在大眾說的國語)一定是一種外來語言,甚至更精確一點地說,那跟日語一樣,是外來統治者的語言。而戰後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國語政策,筆者認為本質上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推行的國語運動,並無差異,都是要求台灣人民以殖民者的語言,作為主要溝通工具。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二戰後的台灣,並沒有從殖民狀態被解放出來,反而是落入另一個殖民政權,進入了又一波外來殖民者,與本土被殖民者之間,文化及語言之衝突。而這樣的狀況在台灣政治民主化後,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台灣的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及教育機構,仍大多以華語為主要語言,因此對進入所謂後殖民時代的台灣來說,筆者認為復興本土語言及建構文化,認同將是首要之務,否則台灣將淪為表面的政治民主化,而永遠無法脫離實質的語言及文化殖民。

最後筆者以法律角度的評論做結束。政治轉型期(威權過渡到民主)往往會伴隨著革命,然而由於台灣所謂寧靜革命(抑或是稱為分期付款式革命)的性質,轉型正義工程中最重要的:「制定新憲法」,並沒有在台灣落實。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人權法原則(憲法正義觀念)的重建,而制憲更是整個民族,為了建立新政體的努力,而產出的實質成果,其不僅是革命的實質體現,更是新民主政體的基礎。

在台灣卻因為所謂的統獨爭議,政府一直避談這部分的轉型正義工程,然而制定新憲法本就是對政治轉型的正常程序,它的目的就是避免過去政府權力濫用的行為再度發生,並對國家明顯非正義之行為,做出憲法性限制的回應。因此筆者可以大膽的說,在台灣制定出屬於台灣人民的新憲法前,轉型正義在台灣,都不算真正落實。

Source: 民報/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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