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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前台海雙邊的落差 —中國知識人的見證 列印 E-mail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李筱峰   
2019-03-01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許多報刊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又將台灣與中國做比較,其中一文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圖/邱萬興提供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許多報刊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又將台灣與中國做比較,其中一文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圖/邱萬興提供

二次大戰結束,許多中國的記者、作家、學者,紛紛來到台灣參觀採訪,大致都對台灣留下相當美好的印象。台灣哲學學者黃金穗主編的《新新》月報就指出:「由內地來的人士,無論公務員、軍人、報導記者,至於一個走水們,都齊聲獎許台灣地方交通、電氣、自來水等等的科學很發達。不但可怪的是內地的學者也有一樣言說,他們說台灣省有世界性的文化。」(1946.3.20﹐台北《新新》月報第3期〈卷頭語〉)

以下試選摘數則相關的記錄與評語,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

記者江慕雲的見證

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記者江慕雲,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編寫《為台灣說話》一書(1948﹐上海二五記者聯誼會印行)。其中,有一段話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為台灣說話》頁13)

天津《大公報》的見證

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報》以題目〈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發表一篇社論,呼籲要珍惜台灣。在這篇社論中,誇讚台灣是一片乾淨土,試舉其中一段來看:

「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好。知道愛國,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這樣純樸而有朝氣的善良國民,正是中國民族的新血液與新希望。〔中略〕…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中略〕…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各省首屈一指。」

非常諷刺的是,上述《大公報》這篇社論刊出的15天之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上海《亞洲世紀》作者李秋生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上有許多報刊紛紛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在檢討之中,自然又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做比較,其中,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刊載於1948年8月10日上海出版的《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的文章〈台灣問題的癥結〉,作者李秋生就這樣明白說:

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

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作者「味橄」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多月後,在上海的《新中華》半月刊(復刊5卷7期,1947.4.1.)刊載署名「味橄」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由台灣的騷動說起〉。文中,也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大陸,試看其中的一段文字:

台灣在國人﹝指中國大陸人士﹞的心目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尤其在政治不安、內戰激烈的日子,台灣因隔開了一點,沒有多少駐軍,政治較為單純,經濟可以獨立,幣制不受法幣影響,所以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的世外桃源。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卻有一個很好的基礎。就台灣大學的設備而論,就是內地任何大學所不敢望其項背的,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中略﹞台灣對我們,確還是一張白紙,希望我們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不要塗得亂七八糟。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

作家蕭乾的見證

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在來台之後所寫的一篇文章〈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年1月15日),一開頭就這樣說: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著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著中國的闊佬,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著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用現在的話來說,彷彿「洗三溫暖」。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按指上海﹞物價像風箏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著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公司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著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煙囪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只要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舖老板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教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啊,冷啊,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著灰黯的天空。」

以上是蕭乾對上海的印象,接著,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蕭乾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 被信任著。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礦開了,油 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著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杉。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著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開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著的是一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裡並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嚴然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離開台灣之行,蕭乾接著去廣州,他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著獅戲,金店放著炮竹。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著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背還鈎著跨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的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機渡?收二十元,酒店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象眨著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裡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然而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是經過國民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都已呈現大逆退的現象,但是在蕭乾的心目中,台灣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蕭乾分析這兩大投資說:

「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事也無須抽簽,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了『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本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經濟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品。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裡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彙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那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占了。」

把大陸上的教育拿來和日本時代的教育作了一番對照之後,蕭乾對於戰後出現在台灣的黨國教育,連帶做了些批判:

「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班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著孩子們的領袖歌,一面訓練著盲目服從。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芽,小同胞!」

批過黨國教育之後,蕭乾繼續描述他所看到的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的成果: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深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義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却大的兇的不堪想像!」

蕭乾的敘述,看出戰後的台灣比中國進步許多。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大陸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是根據蕭乾的說法,落差更大。蕭乾以充滿期待的口吻說;

「…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該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州。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之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蕭乾的敘述,確實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來台公務員曾器的見證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不僅顯現在經濟物質層面,而且在生活文化層面,也有不同。以下引介的這段史料,是一位在戰後來台的大陸籍公務員曾器於1990年4月12日發表在《大成報》副刊(13版)的文章─〈回到四十年前〉。曾器先生回憶他在終戰之後初抵台灣的見聞,從他的這段回憶,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在文化上的差異:

「寶島姑娘美麗熱情,見到我們無不雙手伏膝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大禮,在光復初期的各機關學校,都由這些年輕女孩子擔任事務性工作,她們不但負責盡職,而且刻苦耐勞,每逢週末,這些女孩子便自動赤足捲袖,提水沖洗辦公廳的地面。那時街頭巷尾的飲食店,沒有一家會接受顧客的小費,我在一處小吃店用餐,多給了一些小費,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兩條街,硬要把小費還給我;在公共集會場所,進場的人都會除帽欠身鞠躬。」

「我初次到各機關學校去參觀,見到日據時期的管理,都很上軌道,不論是公文用紙的規格、事務用品的統一供應,或是營建採購工作的程序等等,都建立了很徹底的制度…」

憲兵團長高維民的見證

終戰後來台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曾參加中國國民政府來台的接收工作。他是當時全台憲兵勤務的最高負責人。高維民後來在<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 (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載《中華雜誌》總283期1987年2月)一文中,有一段話,談到他目睹台灣人的良好風氣,這樣說:

「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孝紹」的見證

二次大戰終戰前後,有一群到中國追隨國民政府的台籍人士(民間俗稱「半山」人物)在重慶辦了一份刊物《台灣民聲報》。1945年6月16日該報第5期刊載一篇由一位大陸籍人士執筆的文章,作者署名「孝紹」,文章題目叫做<試假定我是台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作者把六百萬台灣人比擬成留日學生,呼籲蔣介石當局要善待他們。這篇文章,具體指出台灣社會較中國進步的情形。試舉其中一段來了解:

「﹝台灣人民﹞生活之容易由於社會之安定,社會之安定由於秩序之井然,秩序之井然由於教育之普及,而教育之普及則由於生活之不艱難。(自然不能抹殺日閥政治力之背景。)台灣人民好像已經走上了這軌道。而從尋求生活的方面來說,台灣人稍有智識技能者,找生活比較容易,差不多不須通過親戚或朋友的人事關係。﹝中略﹞台灣人民自十五年前以來,已經實行地方自治。因此,台灣人民之自治經驗,可以說比較任何省份的同胞豐富。[中略]要之,台灣人民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確非誇張其事。五十年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現在已有可觀的成就,耕田人懂得改良種子,增加農業的理論和實際,工人不但懂得運用機器,還可配修機器,甚至製造機器,對於複雜精巧的機器,譬如飛機艦艇,能駕駛者,既大不乏人,其能製作配備者亦大有人在,其他等等,真是不遑枚舉。好了,不久之將來,這一大批老留學生,快要畢業回國了。祖國應該好好地看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

汪彛定的見證

經貿專家汪彝定,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大法律系,中日戰爭期間曾任《時與潮》雜誌編輯。戰後奉派來台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他親眼目睹戰後台灣的政經社會與民情狀況。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1991年,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反映台灣政經社會發展與變遷,極具史料價值。以下我們試從汪彝定的回憶,來看看他如何描述台灣比中國大陸進步的情形:

「﹝民國﹞三十五年,我出差到花蓮,住在當時已破舊的一家旅館中,被子乾乾淨淨,儘管隔著一道紙門,隔壁旅客鼾聲惱人,但仍可安睡。僅此一端,光復時臺灣社會建設高於大陸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區,已可明見。」 「當年我二十六歲。在大陸時,我到過不少地方,包括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所以並不是鄉巴佬型的土學生。然而我初到台北,由南港、松山進入愛國西路時,仍然對一個小城而馬路整潔良好具有深刻印象。」

但是汪彝定並非一味歌頌光明面,或只看到表象的商業和市容而已,他還有更深刻的觀察:

「那時的臺北異常荒涼,僅有的一點商業活動集中在榮町(衡陽路)和太平町(延平北路)、永樂町一帶。作為一個遍歷中國西南、東南、西北各地的青年人,令我深具印象的,不是臺北的商業,而是教育、治安、電訊、交通、自來水和醫院之普及。」

「現在有些人談論臺灣在光復之初,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Per Capita ,GNP)比大陸局部先進地區只少不多。臺北市的規模有限,商業繁榮遠非上海、天津、廣州等地之比,這些都是事實。但臺灣有一項承襲自日本人最好的東西,即城鄉發展較為均衡,基本設施與國民訓練非大陸任何一省可比。」

關於城鄉發展較為均衡,汪彝定以下所舉的事例,或許可見其一斑:

「有一次,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和朋友談到臺灣各小自來水廠的維護與復舊時,我才從自來水專家劉永楙兄處知道,臺灣稍大一些的城鎮,當時都各自有自來水廠,有些非常簡陋,但可以供水。也正因為如此,在臺灣各城市看不見用水車送水或挑水回家的景象。而民國二十年前後,大陸自來水仍不普及。雖然我家是在北京城中熱鬧的西長安街內,卻因為是老房子,仍然得用水車送水。…   至於電話,在整個大陸抗戰結束以前,我不知道有哪一省是每一縣都可以以電話聯繫的,我知道從南京到徽州,是無電話可通的。…」

汪彝定更以專業性的具體資料,提出比較:

「隨便舉幾個例來說,光復當時,臺灣的全省輸電網已經大致完成,平地鄉村供電可達九○%,山區及僻遠地方則無法達到。在大陸上,即使是最繁富的江蘇、浙江、廣東,全省輸電網都差得遠,鄉村供電率低。局部地區如珠江三角洲及上海附近之外,廣大農村的供電網全未建設。各城市往往自建小型電廠,多半電壓不足,更不能聯成全省城鄉輸電網。」

除了輸電網的比較之外,汪彝定接著以礦區實測圖來比較,他說:

民國三十八年,我到礦務科任科長時,見到全省礦區六千分之一實測圖,為之驚訝。這樣的全省礦區實測圖,今天大陸中共在新技術開發之下,想必已完成,但在當年各省卻完全不備。」

再者,從教育與人力來看,汪彝定說:

「教育制度上,日本人嚴苛歧視臺灣人,不讓臺灣人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廣設各地的國民學校,卻提高了一般人民的知識與領悟能力,這給後來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裕可用便於訓練的人力。

充裕的人力,便利的交通,廣佈城鄉的電網,頗佳的海港,為後來的經濟開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是平均國民所得之類的統計所能表示。」

「來臺不久,有一天我奉命去送奶粉給一家國民小學。學校裡整齊的房舍、廣大的操場,與內地借用祠堂或其他公共建築設立的國民學校,形象完全不同。即使是我在北京所讀有名的北師附小(紅廟小學),也是借用一座大宅改建的。後來我從統計中得知,日本在臺一共建立了小學1099所,就學率約73%,以當時人口670萬人計算,每6100人便有一所小學。儘管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嚴苛的岐視臺灣人,剝奪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筱峰按:日本當局並沒有禁止台人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們啟發民智的初步工作是不可否認的。」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沒有半段是台灣本地人寫的,都是來自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了解許多中國的知識人大致都肯定在終戰之前,台灣社會的進步已經超前中國大陸許多。

Source: 民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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