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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究責的市長到了以色列 列印 E-mail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蔡嘉凌   
2019-03-06
維森塔爾在獲得自由後的三個禮拜,就列出一張上百人的納粹戰犯名單,並在往後的50年,努力使上千名納粹戰犯受到審判。圖/公有領域,取自荷蘭國家檔案館
維森塔爾在獲得自由後的三個禮拜,就列出一張上百人的納粹戰犯名單,並在往後的50年,努力使上千名納粹戰犯受到審判。圖/公有領域,取自荷蘭國家檔案館

結婚後住在紐約,人生因此有了兩個巨大收穫,一是台灣意識的覺醒,這徹底要感謝我的愛爾蘭裔美國先生的幫助。另一個,則是可以使用我個人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紐約公立圖書館。

或許因為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所以紐約公立圖書館就有各種國家語言的書籍、影片和音樂。我曾非常驚訝,許多在台灣絕版的經典好書或電影,紐約公立圖書館居然都有收藏,而且他們知道其重要性,所以會特別管理,不能借出圖書館使用。比如:有關二二八的書,約有三十幾本,但只有五六本可以外借。總之,因此之故,我看了不少世界各國的電影和紀錄片,而有關猶太人的,則觀賞最多,除了我對猶太人的歷史文化很好奇,更是因為猶太人在努力保存文化歷史、追求真相正義與推廣消除歧視等事情上,非常努力,所以有大量品質極優的電影和紀錄片可供世人觀賞。於是,在台北市長柯文哲大放厥詞的時候,我就想來說說我所知道的這些那些。

根據2019年2月26日《自由時報》的報導:「台北市長柯文哲目前正在以色列參訪……再度重申自己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強調第一是要解決當前問題、第二是預防以後再發生、第三才是追究以前的責任,而且順序要對,這樣做起來會比較平順。」事實上,柯文哲於2018年10月26日參加眷村座談會、與雷倩對談時,已說過這個轉型正義的看法,然而,令人驚悚地,他接著說:「......第一個問題(解決當前問題)和第二個問題(預防以後再發生)都做到,第三個問題(追究以前的責任)也就算了,也就不用再去處理,既然它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坦白講,如果處理婦聯會,我會用這種態度,現在運作好好的,以後不會再發生,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聽完這番話,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你確定中國國民黨「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再發生」舞弊營私、腐敗侵占的事?怎麼確定?有神通?

唉,在參觀「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後,似乎一點也沒有動搖柯文哲的「轉型正義」看法,他只是沒膽子在以色列的國土上說:「既然它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畢竟,猶太人是如何「積極究責」,柯文哲應該很清楚。

關於以色列政府是如何積極面對與處理大屠殺的相關問題,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正常民主自由國家的政府都會做的事,但,我就是非常羨慕,因為這麼多年了,台灣就是辦不到,或者說,做不好。沒辦法,我們台灣和以色列的情況不一樣,加害者和大家一起住在島上,加害者的同謀同夥和支持擁護者也在島內,連一些受害者及其家屬,如:柯文哲,還會和加害者站在一起,說,現在好就好,追究以前有什麼好處。我委實不知道台灣人要怎麼推開那白色的恐怖和力量,獲得正義和平。

猶太人追求公平正義絕對不是完全等著政府做,許多猶太人,甚至在以色列建國(1948)前,在二戰一結束就立刻投入「追究責任」的工作,有些人還從此終生奉獻在這個議題上。舉兩個知名例子。

佛里曼(Tuviah Friedman,1922-2011),出生於波蘭的拉多姆(Radom)。1940年,被關在拉多姆附近的集中營,逃跑。1941年再度被關起來,1944年殺了警衛,逃亡。二戰結束,家族只有他與妹妹倖存。

1945年被任命為格但斯克(Gdańsk,位於波蘭)監獄的審訊官。1946到1952年任職於位在奧地利維也納的猶太人準軍事部隊(Haganah),為檔案中心主任,他和同事(其中一位是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查捕到250位納粹黨人,其中包括幾位惡名昭彰的親衛隊(Schutzstaffel,SS)軍官。

一生都在追緝納粹罪犯

1952年移居以色列,擔任「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海法(Haifa)分館主任,不過幾年後就離職,因為博物館著重在資料保存與大屠殺的紀念,而他更關心追捕納粹分子。因此,1957年,他在以色列成立「調查納粹犯罪檔案研究學會」(Institute of Documentation)。從此,他一生都在追緝納粹罪犯,催促施壓政府起訴那些犯下戰爭罪的人。(柯文哲說: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

另外,佛里曼花了15年的時間在追查艾希曼(Adolf Eichmann),有特別的貢獻,如:提供了艾希曼的近期照片、查到艾希曼的落腳處(阿根廷)。所以,1960年,以色列特工得以逮到艾希曼。著有「獵人」(The Hunter: Autobiography of The Man Who Spent Fifteen Years Searching for Adolf Eichmann)一書。

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 1908-2005),大屠殺中,倖存的奧地利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失去89位家人親戚。維森塔爾在1941年被送進納粹集中營當奴工,分別在烏克蘭、波蘭和奧地利的集中營工作過。1943年逃跑,1944年被捉回,1945年終於獲得自由,當時體重只有99磅(約44公斤)。他體認到「沒有正義,就沒有自由」,本來只決定奉獻幾年的時間,結果做下去,變成數十年,幾乎是一輩子。

在獲得自由後的三個禮拜,他就列出一張上百人的納粹戰犯名單。包括:警衛、集中營指揮官、納粹德國國家秘密警察成員。他將名單交給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在奧地利)的美國反情報總隊(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的戰爭罪行辦公室。

殺了數百萬人的納粹不能被放過

超過50年追捕納粹戰犯、對抗新納粹和種族主義,他與工作團隊的努力使上千名納粹戰犯受到審判。他曾說:「我要讓世人知道,殺了數百萬人的納粹不能逃脫,不能被放過。」(柯文哲說: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

1958年,有一位年輕人告訴維森塔爾,他不相信世上有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這個人,和她被謀殺這件事。因此,他決定要追捕當初逮捕安妮.法蘭克,將她送到柏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的奧地利警察Karl Silberbauer。經過五年的尋找,在1963年,Karl Silberbauer被捕。

過了數十年後,奧地利政府才終於承認奧地利在納粹犯罪中的角色,因此,有很長的時間,維森塔爾不只被忽視,也經常被羞辱。例如:1975年,也是猶太人的前奧地利總理Bruno Kreisky說維森塔爾像是黑手黨,企圖抹髒奧地利,而且認為維森塔爾和納粹合作才得以存活下來。直到維森塔爾八十幾歲的時候,他的努力才受到推崇。1995年維也納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市民的頭銜。

另外,曾有一名德國人和幾名奧地利新納粹在維森塔爾家門前引爆炸彈,於是從1982年6月起,就有配槍警察站崗於他家。(柯文哲說: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

維森塔爾寫了不少文章與書,其中1969年以法文出版的「太陽花」(The Sunflower: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在歐洲引起很大的迴響,甚至,在1976年翻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後,成為許多高中、大學借用為討論大屠殺、種族歧視等議題的重要教材。這本被視為維森塔爾的著作中最好的書,帶著讀者思索探討:維森塔爾是否該原諒那位納粹軍人卡爾?如果是你,你會原諒卡爾嗎?

因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書「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記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很多人都知道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關於怎麼逮到艾希曼,有兩部電影可以欣賞,不過,2018年上映的《最終行動》(Operation Finale)較近於史實。

追捕艾希曼的過程中,有件事讓我非常驚訝,就是猶太人對於追緝納粹的心,猶如全民都是特務。一位盲人的女兒認識一位男孩,約會時,男孩吹噓其父親是功業彪炳的納粹,因而發現了艾希曼。不過,若看過一部2011年上映的紀錄片《公寓》 (The Flat),會發現,並非所有的猶太人都積極關心大屠殺這件事,也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如我們想的,勇敢誠實面對大屠殺的罪與責任,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想法感受。

知對錯,是人類天生的良知

這部紀錄片是導演Arnon Goldfinger偶然發現家族秘密的故事。祖母死後,家人親戚開始整理祖母的遺物時,發現祖父母竟與知名的親衛隊高官von Mildenstein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時,他說,(大屠殺前)最先有鼓勵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之想法的人是親衛隊的軍官、現為美國一個重要飲料公司(可口可樂)在西德的公關von Mildenstein。

導演努力追查,發現,在著名的報導〈一位納粹到巴勒斯坦旅行〉(A Nazi Traveled to Palestine)之系列文章中,那位納粹是von Mildenstein,陪伴他和其夫人一起旅行的,是他的祖父母,他們從此建立深厚友誼。再發現,他祖母的母親是被送到集中營殺死的,居然,二戰結束後,祖父母與von Mildenstein重拾友誼,每年回德國拜訪,兩對夫婦一起喝茶、吃飯、旅行。

然而,導演的母親只知道父母有德國好友外,完全不知道任何事,並且,在他告訴母親追查到的真相後,她仍不是很在意關心。導演的母親說:「父母從不說過去的事,也不談家族的事,所以我不敢問,也從沒問。現在,我不會開始關心這些事,如果剛好碰上了,沒問題,但這究竟對我有什麼好處?會讓我以不同的態度看待我的父母嗎?我真的不在乎多年前發生的事。對,我不在乎。」

同時,von Mildenstein的女兒則有張漂亮清楚之她貴族世家的372年家族系統圖,她像是隨時準備好可以為父親的過去辯護,相信父親是沒有汙點的好人。當導演找到一份von Mildenstein親手寫的履歷,上面寫著:S.D特務部門主管和在戈培爾的國民教育宣傳部(Goebbels' ministry of propaganda)當任七年部長。她說:「這份資料並沒有提供太多資訊,不是嗎?我想認識過去,但我也想看不同角度的資料。」

兩位女性,兩種不同之拒絕面對父母過去的態度。導演的母親,拒絕因為真相而改變她對父母的看法認知,堅持繼續活在沒有過去的生活,von Mildenstein的女兒,則拒絕相信真相,緊緊握住過去美好的記憶,這都因為她們有無法談論過去與真相的父母。對於很關心猶太人被大屠殺之歷史的導演而言,他感到不解與難過。不過,即使那樣不想主動追尋家族過去的導演母親,也沒有說出「我們猶太人要放下、向前看」,在她的心裡,對與錯,仍清楚得像一杯潔淨的水。一樣地,von Mildenstein的女兒也清楚是非對錯,要不然,她為何要那般積極護衛父親?畢竟,知對錯,是人類天生的良知哪,所以,受人尊敬喜愛的公爵Mildenstein不可能也不能是邪惡殘暴的納粹高官啊。

國家暴力對人造成的傷害與苦痛,的確不是每位受害者與其家人都會有相同的反應,不過,對與錯,絕對是底線,所以,沒有任何人類會否定,犯罪的人須接受審判懲罰之必要性,不然,世界的安全和平如何存在?這是人人皆懂的基本正義,不想究責的市長,站在以色列的國土時,你沒有感覺到良知在跳動嗎?

延伸閱讀:我們還活著,在這裡唱歌跳舞(二)太陽花

Source: 民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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