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簡介：
沈秀華，1964年出生於宜蘭蘇澳，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在美國堪薩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曾任宜蘭《噶瑪蘭雜誌》編輯，著有《噶瑪蘭二二八》。研究興趣：民族主義、性別研究、族群關係。
沈秀華，1997，"作者簡介"，《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
228大屠殺造成台灣人多少的妻離子散，這些受害的女性同胞如何熬過慘淡的寒冬。
第一次注意起女性與二二八這樣的議題，是於1991年採訪、整理宜蘭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開始的。在1992年自立晚報出版的《噶瑪蘭二二八》一書自序中，我曾寫道：「……當時的受難者幾乎清一色為男性，他們的妻子，這些年輕守寡的女子，在父權社會下，如何孤立撫養子女？如何安慰自己一顆驚懼、寂寞的心靈？」
沈秀華，1997，"自序／讓政治寡婦的聲音發諸於世"，《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6。
高捷女士的先生是台灣前輩名畫家陳澄波先生。92年的那次訪談，使得當時已九十多歲的高女士，因而緊張恐懼地吃不下飯，還擔心這樣的採訪，會不會招致警察再來家中抓人。
對於阿里山鄒族因支援嘉義水上機場的戰役，雖未在二二八當年立即遇害，也有四人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被秋後算帳。92年，我訪談四人中的高一生太太，湯川露子女士和湯守仁太太，對我們了解不同族羣女性的二二八，有極重要的一面。
沈秀華，1997，"自序／讓政治寡婦的聲音發諸於世"，《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7。
查某人是福佬話中的敬語，何以男性被殺而由另一半來承擔大半生的煎熬？
使用《查某人的二二八》為書名，是因為福佬話的「查某人」三字，傳達台灣民間女性生氣和堅毅的氣質，這樣的書名，不僅突顯出相對於男人的二二八經歷，這是一本關於女人的二二八經驗，並且也肯定這些活下來女性，四、五十年來身為政治寡婦的生命力與堅強。
第一，二二八這樣一個政治屠殺事件，為何受難者幾乎全為男性，而許多女人因而成為政治寡婦？這個男女有著不同命運的歷史事件背後，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或是有其造成的社會、政治意涵？第二，對當年那些受難的男人而言，二二八事件對他們的意義，是從事件的發生到他們遇害的時刻為止，但對他們的妻子而言，那卻正是他們二二八的開端。二二八事件到底如何影響這些女性的日後生活？或是說這些受二二八事件最直接衝擊的女性，如何在二二八的陰影下，及在既有父權社會下，尋找他們在經濟、政治、情感各方面生活的出路？第三，我們還要問，這些政治寡婦如何由他們個人的生命經歷和身為女人的角度來詮釋和看待二二八及他們的一生？最後，這樣一個由女性角度來記錄、整理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其意義為何？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0-11。
許多女性主義的工作者就指出，戰事和政治暴力其實是一個非常男性沙文的文化與工程。從戰事的籌謀到戰場上的一兵一卒，絕大多數都是男人。許多男人可能在戰場上成為所謂為國犧牲的烈士，不少男人也藉由戰事奪取權力，或失去權力，更有些男人因而成為國家、族羣的「民族英雄」。
而這時女人在哪裏呢？絕大多數的女人，只是被動的被捲入戰爭暴力的風暴中，他們既沒有權力來決定戰事的啟動與否及形式，也極少有機會借戰事來升個一官半職。此時，大多數的女人可能在後地，想盡辦法掙些物質，供家庭生活所需，和配合政府的策略，忙著生產物質，以供前線需要，同時這許多女人，有的可能高興得知他們所親愛的男人，在前線平安無事，有些女人則哀痛欲絕地失去家中的男人，而為一家大小生計，必須堅強活下來，當然也有些女人被徵召為戰地的慰安婦或醫護人員，或不少女人成為敵方男人的性暴力對象。雖然許多女人也在戰事暴力中經歷各種苦難，但是最後在多數歷史書寫中，我們往往讀不到這各類女人的故事。由戰爭及政治暴力例子，我們輕易看出女人與男人在國家的建立過程，有著極不同的經歷與待遇。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中國民族主義沙文政權，企圖在台灣建立穩固他政權過程中，發生的一個政治、軍事暴力事件。在了解當時台灣人社會中，有能力影響輿論、掌握權力、資源的人，是以男性為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就不驚訝，當國民黨決定以軍力來鎮壓台灣社會時，它屠殺的對象會幾乎全是台灣男人，尤其又是社會菁英份子。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2-13。
有趣的是，在絕大多數的二二八論述中，女人不見了。那些在恐怖中艱苦扶孤、活下來的女人的聲音不見了，或是我們若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是因為我們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丈夫當年受難的情形，這些女人自事件後，艱苦尋求出路的故事，只是零星的點綴在他們男人的故事後，而不見其主體性。而這個查某人二二八的口述工作，正是希望由這些女人講出他們自己的二二八經驗。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4。
認命又能任勞任怨，簡單一句話「歹命」，於大男人沙文主義作祟之下，受害者家屬不斷受到「歧視與恐嚇」。
在普遍有來自經濟壓力的情況下，這些女性又因個人背景的不同，而承受不同的金錢壓力，及有不同的出路。就個人背景這點來講，娘家及夫家的家庭經濟狀況及人際網路是主要決定因素，另外這些女性本身的教育程度和技能，及所處城鄉地緣也是重要因素。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6。
在心理情緒及情感生活方面，首先這些女性在往往經歷一段尋夫，到知道丈夫已出事的心路歷程。幸運者，還能找到丈夫的屍首，為其辦後事，而事實上仍有許多人，最終仍不知其夫死於何處？
「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去海邊認死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有一次，我走到基隆和平島去找，看到海，清冷冷，啊！我想自己真歹命，心內真艱苦，腹肚面對著海，想講，啊！要來把伊衝下去，死了也較不會艱苦……。」（見許春江女士訪談）
「屍體到厝以後，我、阮大嫂、和阮婆婆，就用熱水洗他們三個人的身軀，就像洗人的身軀一樣來洗們，又替他們換衫……。我當時真悲哀、真懷疑上帝的存在，一邊幫他們洗身軀，一邊就罵：『那裡有上帝，若有上帝，為何給阮這麼大的災難？」（見張玉蟬女士訪談）
在二二八奪走他們丈夫生命的當時，不少的寡婦腹中正懷有孩子，因此在面對出世，即無父親的一刻，及日後孩子問其父親下落，不知如何回答的狀況，也成為許多二二八存活女性的共同心酸。
「阮頭家出代誌彼年七月，我才生我最小的查某囝仔，生的那早上，嬰仔一出世，親像是歌仔戲在扮，我嬰仔抱起來就『號』，『號』囝仔一出世，就無老爸……。」（見許春江女士訪談）
「……我在阮阿姐厝看到阮老爸，我就叫『阿爸』，後來那天回來厝，阮那個查某囝仔就問我：『媽媽，你就有阿爸，我怎麼無阿爸……被囝仔一問，我的心強強要剝去。」（見張楊純女士訪談）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8-19。
潘罔女士原是王添灯先生的小太太，在其夫失蹤後，一夜之間，他也失去在王家的名份與正當性，而面臨要被遺棄的命運。
在伴隨失去原有的社會身份、地位的同時，這些經歷身份變動的二二八女性們，所遭遇的不僅可能是經濟來源的困境，更是人情冷暖的實際感受，如楊
治女士所談及的：「無尪是無地位，尤其是客家人，寡婦是給人看不起的。……從那開始，到現在，我都還留著一個真壞的習慣，『走路不看人』，只要不要跌倒就好了。我常常就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人世。」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0。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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