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的8月15日是世界新秩序的分水嶺，從這一天起台灣又要易幟，不曾為自己做主的台灣人只能靜候命運的差遣，有人則開始思索島嶼的未來。
戰後，來自中國的新統治者君臨台灣，黨國教育伸入社會體系的末梢，「大中華」思想無所不在，但台灣人卻常說「日本精神」，形成有趣對照。台灣人在成長過程中若聽長輩說：「這個囝仔真有日本精神」，就算不清楚涵意，也知道這是一句讚詞，它意味著堅忍、勤奮、正直、守諾的精神。不過，這個源自台灣的詞彙隨著日語世代的凋零而漸次稀釋，許多曾經聽聞長輩談論日本精神的人，恐怕早已淡忘父祖諄諄訓誨的兒時記憶，因為那個世代正在遠去。
日前離世的蔡焜燦堪稱日語世代的代表人物，他是完整日本教育的最後一代，喜愛吟詠和歌的感懷性格，保有戰前世代的氣質，退休後致力推動台日交流，還獲得日本政府贈勳表揚。跨越不同政權和文化的人生經驗，儼然是本深邃的故事集，後輩往往隨著他的矍鑠眼神和爽朗笑聲走入歷史情境，一番深談後，老先生總愛補上一句「頑張って」(Ganbatte)，而今這種慈愛風範已成追憶。
做為實業家，蔡焜燦只是默默捐輸，從未踏入政治領域，不過他對「國家」的感受可是比多數人來得深刻。出身台中清水，中學就讀競爭激烈的彰化商業學校，殖民地升學採行優遇內地人的差別待遇，讓他的台灣認同開始萌芽；緣於不服輸的性格，畢業後投身軍旅仍不改姓名，台灣意識更顯強韌。終戰時，突然從戰敗國軍人轉換為「戰勝國民」，但台灣人在遣返艦上被美軍集體沒收手錶的敵視經驗又令人陷入「我是誰」的思索。抱著惶惑不安的心情返航，遠眺島影從水平線上浮現的剎那，欣見「祖國」的心情油然而生，又是前所未有的體驗。
然而，返台後目睹教育現場和公務機關充斥賄賂的腐敗現象，見證台灣被捲入私慾橫流和倫理崩壞的漩渦，深切體會近代國家與前近代國家的距離。隨後，228事件的殺戮和親弟因白色恐怖繫獄的慘痛經驗，又令他萌生被征服者的自覺意識。
任何記憶都不應該從台灣的歷史上缺席
戰後幾年，福爾摩莎淪落成柯旗化筆下的監獄島，填滿著鐘浩東臨刑前獄友同唱《幌馬車之歌》的悲愴畫面，這些印記構成蔡焜燦等知識青年苦澀的心靈圖象。因為他們找不到自己的國家，所以身歷不同政權的特殊際遇和時代脈絡，讓少部份人轉而寄情中共，但同輩大多從生命經驗來為禁錮的心靈尋求依託，於是前統治者的集體印象被去蕪存菁後濃縮為「日本精神」。
弔詭的是，「日本精神」這個詞彙所指涉的對象往往要和台灣人接觸後才驚覺自身文化群體遺落境外的精神意涵，因為這是台日文化碰撞後台灣人的知覺，而非日本人的自覺。而且，戰後日本經歷一段很長的意識漂流過程，許多隱含戰前思想和教育的概念都被悄悄收進記憶底層裏，變成不再言說的禁忌。漸漸的，日本人開始遺忘包攝在那段歷史中的精神意識，直到他們重新碰觸到台灣這塊複雜多樣的前領地。
有別於同輩人的靜默，蔡焜燦自稱「前日本人」，自從他在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以「老台北」登場以來，開始成為日本關注的人物。出任李登輝民主協會理事長後，日本訪客絡繹不絕，他用「日本精神」期勉日本人挺起胸膛，鼓勵失落的年輕世代重拾信心，近年來台日間的友善互動，蔡桑功不可沒。然而，他的坦率也曾觸動反日人士的敏感神經，因而承受嚴厲抨擊，但如實表述歷史情境正是他的人格特質，他的誠實反而突顯出意圖抹除日本治台史的虛偽。
平心而論，戰後的教育體系和大眾傳媒完全掌握在統治者手中，戰前成長的世代若非向新政權屈膝，就是變成失語的一代，他們的情感和愛恨全都隱沒在歷史長廊的一隅，只要涉及歷史詮釋，他們就會被反日的主流社會阻斷發言權，變成無聲的隱形人。所以，蔡焜燦的表述只是補白他們被掏空的記憶，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應該從台灣的歷史上缺席。
如同蔡焜燦在《台灣人與日本精神》一書中描述其父十六歲前是大清臣民一樣，他忠實呈現父親深受四書五經等儒教思維的影響，日本領台之初毅然返回祖居地福建，親族卻告訴他中國是個腐敗的封建社會，勸他回台尋覓新天地，也因此，蔡家便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從歷史縱深來看，蔡氏父子都曾對舊時代產生鄉愁，那是歷史反覆嘲弄下的特殊情境，沒有是非對錯，所以「台灣人的悲哀」並非李登輝個人的感悟，而是不同世代承受命運激盪後的深刻體會。
透過反思，蔡焜燦體悟到台灣人珍視的日本遺產並非水壩、鐵路等物質建設，而是自律的道德教育和奉獻的公義精神，這些德行看似簡單，卻是戰後台灣社會所欠缺的精神特質。他深知，如果不走出自己的路，後代子孫終將不斷複製上一代的悲運，所以日本精神只是擺脫被壓迫情境的心理投射，潛藏字面下的深義正是不折不扣的台灣精神。
蔡焜燦的家族史就是台灣史的縮影，他們歷經命運擺弄後的自我追尋，就像吳濁流探索一生後猛然發現父祖心目中的「祖國」正是腳下踩踏的這塊土地，根本不必外求。蔡先生總說：「若有後世人，我嘛是要生做台灣人。」相信他所崇奉的日本精神早已融入本土，轉化為台灣人奮鬥不懈的精神樣貌。
Source: 民報／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