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經濟學——愛沙尼亞徹底除垢後的驚人發展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蔡松伯   
2018-02-18
1991年被斬首的柏林列寧像。圖/取自《民主視野》
1991年被斬首的柏林列寧像。圖/取自《民主視野》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對於過去威權統治的檢討與清算措施,由民主化以後的政府,以國家名義對受害民眾進行名譽恢復與補償。在過去的學術討論中,轉型正義具有修補歷史創傷、穩定民主治理的效果。筆者也發現,轉型正義完整且成功的國家,可將過去依附威權政府的政商集團,從各種國營事業中去除,進而減少民主政府治理的負擔,並在日後經濟自由化的刺激下,發揮巨大的經濟成長效果。

筆者從三個東歐國家案例中,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蘇聯瓦解後,前衛星國政府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如果去除共產黨勢力愈完整,經濟發展愈迅速。」這項事實無法以傳統的轉型正義理論來解釋,必須搭配經濟學對於自由化的觀點,才能完全理解。

從經濟學看轉型正義

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在於追求資源的最適分配,如果資源在生產過程中浪費了,則稱為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造成浪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多半是人為所造成的,例如壟斷市場、收取不必要的稅收、不當補貼或優惠等。而在國際貿易的理論中,造成貿易紛爭的原因除了關稅,再來就是黨國對於國營事業的不當保護,扭曲了正常市場價格。因此,中國至今不被世界貿易組織視為有正常市場秩序的國家。

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勢必會處理到長期把持國家資源的政商利益團體。部分東歐國家會訂定專法,要求具黨國背景的人士必須永遠離開原先的事業單位,以避免影響國家發展。但也有的國家選擇維持現狀,認為穩定的人事才能避免政治再度動盪。不同國情往往造成不同政策,但在民主化的今天,經濟是否穩定發展,有時也會影響到該國的民主是否倒退。回顧歷史,轉型正義不全的國家,在今日往往同時面對經濟與民主的挑戰。

轉型正義為何影響經濟?

在探討轉型正義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前,我們需比較轉型正義的程度高低,對於國家發展與經濟的影響為何。因此我找了三個國家,分別是完全不做轉型正義的羅馬尼亞、只做半套的匈牙利,與徹底執行的愛沙尼亞。三個國家如何面對共黨執政的歷史與殘留問題,決定了他們今日的民主程度與經濟發展結果。

羅馬尼亞之所以拒絕轉型正義,因為推翻前獨裁者希奧賽古(Nicolae Ceauşescu)的勢力,大多由前共黨要員與公務員組成,民主化成功後又分裂成兩大黨。因為羅馬尼亞兩大黨的組成背景,所以羅馬尼亞不論是哪一黨執政,都時常出現貪污與造假的醜聞。例如2017年初執政黨原欲通過貪腐除罪法,讓貪污低於美金4萬7千元以下的官員均可免罪,表面理由是「監獄快滿了」,實際上是讓執政黨主席脫罪。但在全國30萬人上街抗議5天後,政府宣布不再推動貪腐除罪法。

相較羅馬尼亞,匈牙利是東歐民主化過程中較不激烈的國家,前獨裁者卡達爾(Kardar Janos)於1988年宣佈退休後,共黨幾乎土崩瓦解。首任民選總理安托(Jozsef Antall)為了政府穩定,選擇不公開威權時期的檔案,許多公職人員安然度過政權轉移。但這反而給予前共黨勢力再度崛起,1994年匈牙利社會黨的霍恩(Horn Gyula)當選總理後,激起國會提出除垢法案(Lustration Law)。


1990年,走出鐵幕的匈牙利選出了第一任民選總理,安托(右下)。
圖/匈牙利國會對1956年10月抗爭的犧牲者致意。 取自Fortpean: ERDEI KATALIN

除垢法案內容包括公開從共黨時期至今仍然擔任公職者的所有檔案,但僅能公開資料,給予道德上的壓力,沒有實際法律上的強制力或賠償。由於轉型正義未完全,因此激起極右派與之對抗。其領導人奧本(Viktor Orban)於2010年執政至今,並在2011年推出新憲法,希望藉此讓匈牙利擺脫共黨殘餘勢力的控制。只是新憲法也沒有針對1994年除垢法案提出較進步的版本。這套新憲也限縮了人民權利與憲法法庭的審查能力,實質上鞏固極右派政權繼續推動反移民法案,並沒有達到掃除貪腐或轉型正義的作用,更不用談經濟毫無好轉跡象。

愛沙尼亞為何堅持轉型正義

從上述兩個國家的案例,我們可能會質疑轉型正義的必要性?其實轉型正義真正的問題不在是否開始除垢,而在於除垢是否徹底。愛沙尼亞就是一個徹底除垢的案例,使該國在政經發展不受黨國殘餘勢力影響,目前是電子商務最先進的國度之一。

波羅的海旁的愛沙尼亞,其主要民族是愛沙尼亞族人而非斯拉夫人,但在近代國際政治的變化下,兩度被俄國佔領,冷戰時期成為蘇聯衛星國,因而居住部分俄裔移民。但愛沙尼亞一直以來都與蘇聯貌合神離,在1985年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喊出「改革開放」的口號後,民族主義的浪潮開始席捲各界,1988年愛沙尼亞的共黨政府宣布「主權屬於愛沙尼亞人民」,與蘇聯正式脫鉤。1989年,愛沙尼亞又聯合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的人民,手牽手護「三小國」,組成「波羅的海之路」人鏈向共產黨示威,激起民眾對於獨立的信心。

1990年愛沙尼亞以公民投票的方式,組成體制外的議會,除了認定蘇聯併吞愛沙尼亞是非法行為,並於當年制定國名、新憲與國旗。接下來,於1991年再度透過公民投票追認新憲法,建立新政府,向國際宣告正式獨立。期間雖然遭遇蘇聯當地駐軍的小幅鎮壓,但在西方監督與蘇聯內亂下,人民的意志並沒有受到打擊,反而以八成投票率捍衛獨立建國的權利。

愛沙尼亞獨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轉型正義。愛沙尼亞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很早就認知到俄國人移民、駐軍的目的是為了蠶食主權,因此獨立後要求俄國人撤出所有政府機關與國營事業;俄裔移民如果不學會說愛沙尼亞語,就無法成為合法公民,必須在規定時間內移出國境;更甚者,俄國人留下的資產沒有變成愛共的黨產,反而變賣為資金充公,難以變賣或是具有盈利可能的事業,就直接私有化,政府僅收取正常稅收。而台灣的國營事業,至今仍籠罩在黨國的烏雲之下。


2017年羅馬尼亞民眾抗議放寬反貪腐法。圖/取自《民主視野》

在政治上,愛共改革派也另外成立勞動黨,原先親俄派留下的共產黨,在1992年遭政府取締。雖然共黨瓦解後的俄國,仍想利用經濟與能源箝制愛沙尼亞。要知道,直到今日的歐洲依然仰賴俄羅斯的石化資源,在愛沙尼亞獨立之際,若能採取俄國盧布購買能源,對於人民的經濟衝擊就可以大幅減低。

但愛沙尼亞政府早已認知到俄羅斯「以商圍政」的企圖,斷然捨棄使用廬布,改發行新貨幣克朗,並將匯率對準德國馬克。同時,愛國也推動與歐洲的自由貿易,確保國家安全不會因為依賴任何一個大國,而出現漏洞。1998年俄國發生金融危機,盧布重貶,愛沙尼亞是少數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的東歐國家。因此,愛沙尼亞的轉型正義不但是文化與制度上與俄羅斯脫鉤,更在經濟上徹底排除俄國可再插手的機會。

轉型正義對於愛沙尼亞最大的幫助,就是政府可以不受任何威權時代的政商集團影響,盡力推動符合國民利益的政策。因此愛沙尼亞在沒有既得利益團體的影響下,迅速的從農林業經濟轉型至資訊大國,2000年政府就推動全國WIFI免費,將網路視為基本人權;2005民間成立Skype帶動資訊創業潮;2007推動線上投票選出新國會,並對俄國實施網路戰;2016推出國際版的自然人憑證,各國可憑數位公民證線上在愛沙尼亞註冊公司。目前愛沙尼亞是東歐人均年所得最高的國家,也是人類發展指數的前段班。

轉型正義能為後代留下什麼?

總結以上,1989年後的共產勢力瓦解,不同國家對轉型正義的態度,決定了他們日後發展方向的不同。羅馬尼亞因為完全沒有對共黨勢力進行除垢,任由前朝政治領袖化妝成獨立英雄,導致蘇聯時期的腐敗勢力繼續存留在政府與國營事業,至今仍為貪腐問題焦頭爛額。匈牙利初期也是採取放任態度,1994年推出除垢法案雖然為政治改革帶來曙光,但除垢不夠徹底,讓蘇聯時期的貪腐集團繼續蔓延政商結構,為了打倒舊勢力而近期興起的極右派,又成為匈牙利民主進展中的逆流。反觀愛沙尼亞則是有力的映證,國內的主要政治團體均認為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與俄國切割,同時利用經濟自由化政策,徹底將親共勢力排除於各種事業之外,將經濟考量結合國家安全因素,因而創造人口只有130萬的網路大國。

從上述的案例,我們也可以發現,當一國從威權時期轉變為民主國家的過程中,造成經濟學上「無謂損失」的最大因素,恰巧就是過去把持黨政軍的舊勢力。而不同國家除垢的程度不同,對於往後執政的難度也有所不同。轉型正義也許不會帶來經濟建設,但它能將舊時代的毒素清除,確保新生的政府能將資源分配在福國利民的政策,而非用來對付或應付貪腐集團。因此台灣應從過去的歷史及國際案例思考,轉型正義能帶來的絕不只是清算與和解,還有替後代子孫留下乾淨且無負擔的經濟環境。

本文改寫自:作者於《六都春秋》刊登之作品

本文轉載自:《民主視野》No. 20 迎接人民作主的的公投新時代

Source: 民報/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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