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從歷史、語言及法律三個層面，去探討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與台灣獨立（Taiwan Independence）三者間的關係。並透過釐清此三個概念的核心價值，去建構台灣新國家的想像。
筆者首先從歷史角度，來評論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依照轉型正義的定義來說，民主化後的政府，有義務主動調查並釐清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之責任，並且將歷史檔案公開，以期這些歷史記憶，能確切成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在解嚴已31年的今日，卻仍舊無法找出當初實施暴行的加害者，到底是誰。
我們或許能知道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元凶是蔣介石及蔣經國，然而其底下之共犯結構（如：特務系統、憲警系統以及司法系統的爪牙們）我們卻對他們是誰一無所知，更遑論是追究其責任了。
再來談到檔案開放之問題，台灣的檔案開放，竟是淪為所謂的「有解讀才不會引起誤解」、「避免造成二度傷害」等論調。對此，筆者想提的是，國際檔案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於2012年公布了「檔案利用原則」（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列出十項原則，然而沒有一條原則有所謂「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開放」的，台灣社會難道還要拿這些奇特的理由，去迴避我們早該面對的歷史真相嗎？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以及正視歷史真相若與國家集體記憶有關，那麼對這些工程的漠視，便是國家集體的失憶。
再來筆者從語言方面談起。筆者相信，對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來說，華語（就是現在大眾說的國語）一定是一種外來語言，甚至更精確一點地說，那跟日語一樣，是外來統治者的語言。而戰後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國語政策，筆者認為本質上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推行的國語運動，並無差異，都是要求台灣人民以殖民者的語言，作為主要溝通工具。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二戰後的台灣，並沒有從殖民狀態被解放出來，反而是落入另一個殖民政權，進入了又一波外來殖民者，與本土被殖民者之間，文化及語言之衝突。而這樣的狀況在台灣政治民主化後，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台灣的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及教育機構，仍大多以華語為主要語言，因此對進入所謂後殖民時代的台灣來說，筆者認為復興本土語言及建構文化，認同將是首要之務，否則台灣將淪為表面的政治民主化，而永遠無法脫離實質的語言及文化殖民。
最後筆者以法律角度的評論做結束。政治轉型期（威權過渡到民主）往往會伴隨著革命，然而由於台灣所謂寧靜革命（抑或是稱為分期付款式革命）的性質，轉型正義工程中最重要的：「制定新憲法」，並沒有在台灣落實。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人權法原則（憲法正義觀念）的重建，而制憲更是整個民族，為了建立新政體的努力，而產出的實質成果，其不僅是革命的實質體現，更是新民主政體的基礎。
在台灣卻因為所謂的統獨爭議，政府一直避談這部分的轉型正義工程，然而制定新憲法本就是對政治轉型的正常程序，它的目的就是避免過去政府權力濫用的行為再度發生，並對國家明顯非正義之行為，做出憲法性限制的回應。因此筆者可以大膽的說，在台灣制定出屬於台灣人民的新憲法前，轉型正義在台灣，都不算真正落實。
Source: 民報／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