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自主」是許多學術界人士，非常企盼的目的。然而當台大遴選委員會選出一位校長後，為何很多人反對呢？我想很多人對此會提出質疑與批判。將此次管中閔案與以往蔡元培所強調的學術自由等一起檢視，就會出現許多的困惑與思索。
先講管案結論。管案中的管中閔，自始就是政治人物。若非他在政治方面引發許多人的注意及意見，就可能比較不會有人會去掀他論文抄襲與獨董案。同時，藍營也不會鼓動那麼強大的各種能量，去挺他當台大校長。
管中閔若不是政治人物，台大校長位置若不是敏感的政治位置，中國的廈門大學、國台辦就不會力挺。
大學自治、自主的目的，就是不要讓政治力進入大學，但中國政府及大學，力挺管中閔，就是中國這個敵國政治勢力進入台灣的大學。藍營一方面拒絕自己政府的政治勢力進入大學，一方面又不批判中國的政治勢力，公然介入大學。這是任何一個正常國家所無法容忍的。
考諸藍營所倡大學自治、自主的典範人物，蔡元培、傅斯年，其實都是被供奉在神壇上的人物。實際上，他們是力挺自己所屬的政治勢力進入大學。
以蔡元培、傅斯年的案例，來印證現在；現在藍營所提倡的大學自主、自治的想法，與蔡、傅如出一轍。以政治對抗政治才是真實，大學自治、自主，僅是藉口。
李中志教授在他的文章，〈蔡元培、傅斯年，是我們要的典範嗎？〉（連結）：「蔡元培對德國大學有過詳盡的考察，受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年6月22日－1835年4月8日）影響極深，接掌北大時提出大學自治的構想，設立評議會，以教授治校。然而大學自治的目的不是為了保障學術自由，而是他自認隨時會被北洋政府炒魷魚，以教授治校，確保他離職後北大不受政府派出的校長主導。北洋政府從未炒他魷魚，倒是他常常負氣閃人。當蔡元培神隱時，代理校長蔣夢麟只要無為而治，以蔡元培馬首是瞻的北大教授們仍能貫徹蔡元培的意志。蔡元培教授自治的目的確實達到了，卻也讓無其威望的蔣夢麟之後，正式接下北大時派系林立，群龍無首，一人一把號，亂成一團。
蔡元培的大學哲學也和洪堡的一樣，大學存在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富國強兵。在這個目標下，一旦大學自治被證明只是一個烏托邦的構想，被犧牲的一定是大學自治。蔡元培與以學術掩護革命的梁啟超一樣，以校園為避風港，大學自治是服務於政治的，讓北大自治於北洋政府之外。
一旦北洋政府倒台，政府與他的政治衝突消失，大學自治的立場就可以改變。這個轉變十分明顯，在北洋政府時期，蔡元培力推教授治校，宣稱絕不當官派的校長以求治校最大的自由（其實他一直是官派校長）；蔣介石北伐成功後，他轉而支持蔣夢麟修改《大學法》，取消評議會，改由校長治校，而校長當然是國民政府指派，以貫徹愛國教育。
至於蔡元培在北洋政府下的英勇事蹟，換在國民政府下就更加生鏽了。他在五四運動中奔走營救學生，不准北洋政府的軍警踏入校門一步，氣概萬千，但國民政府取代後，在南京的學潮裡，卻是怯怯地站在學生的對立面，代表對學生「心甚嫌惡」的蔣介石與學生溝通，不料激怒學生，自己還被憤怒的學生挾持。終於引發蔣介石出手，爆發「珍珠橋慘案」，軍警包圍學生宿舍，統統逮捕，造成百餘學生傷亡的慘劇。可惜如此這般，老蔣還是不領情，在日記上斥其教育理念為「罪過」、「鄉愿」。
這個論點清楚點出：對蔡元培來說，他口中的教授治校，並不是你我所認知的大學治校，而是找這個藉口，排除他不喜歡的政治力，去介入他領導的北京大學。而當他支持的政治勢力，可以主導北京大學的各種變化，他就轉而支持政治介入大學。這個在金恆煒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允晨文化，2017，10。）也寫出蔡元培支持國民黨的政治勢力，進入大學校園。這樣的變化途徑，恰好與這次的管中閔案的發展流程，出現截然相反的方式。
管中閔案是國民黨已經在大學內有龐大勢力，現在他們選出的校長候選人的資格出現爭議，他們想藉由大學自主、自治，來捍衛他們在大學的既得權力。解讀的方式是：目前挺管而在台面上的人，多是戒嚴體制進入校園的獲益者。若不是那個體制的執行者，就是他順著那個體制，並沒有思索過大學自治與大學自主，而能取得這個職位。這樣的人出來強調大學自治，就是在捍衛一個大學不可以自治、自主的體制。那樣的捍衛是有嚴重矛盾的。
與這個命題可以做大膽推論的是：若讓管中閔掌權，是不是有可能在大學內部培養出一個反對教育部干預，而能自主的大學體制，以使得所謂的大學自治，可以從容建構起來？這樣的推論是危險且過度推論。
所謂危險是：該命題強調是對抗教育部，真實的講法卻是民進黨的教育部。支持對抗的力量，不是教授治校、大學自治、自主的理念，而是捍衛國民黨黨國體制的國民黨校園黨部或殘餘勢力。哪一天國民黨有機會獲得中央政權，這一票人所把持的台灣大學，也極有可能會與國民黨的勢力合作，公然支持（國民黨的）教育部介入大學自主、大學自治。
我們不應該將大學的發展，放在一群從沒有提倡大學自主、自治，甚至從來就在戕害大學自治、自主的那一群人手中。這就像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時期，推動北大教授治校，等到國民黨掌權之後，他的作法豹變一樣。
所謂過度推論是這個所謂大學自治、自主的群體，從來就沒有提過要這麼樣。今天會這樣喊，不是因理念而主張，而是教育部干預那樣的結果，他們的權力可能被剝奪，才出現的反應。且在外面提出獨董、學倫、兩岸兼職、兼課的質疑時，整個體系呈現的抵制，與不理性的對抗，不是按照法令、學術界的學術倫理在進行。讓人不禁懷疑：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台大，及其組織的運作就那麼荒腔走板、權力蠻橫而圖利特定一群人。這樣的一群人，有能力自治、自主嗎？
特別是：管中閔去中國兼課、兼職一案所引發對大學自治、自主的否定意義。管中閔以一位離任不久的內閣官員，獲准（？）去中國兼課、兼職（根據目前報章雜誌，或政府以其能夠影響的政治力，所得到的資料），去台灣的敵對國家兼課、兼職，這不僅是幾乎所有國家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甚且引發國安恐懼。
尤有甚者，這件事情發生後，不僅敵對國家的大學，頻頻替他護航，甚至敵對國家的主要對敵單位，所謂的國台辦，還替他「背書」。這就是說管中閔一案，本身就是敵國政治介入的案件。將此事放在大學自治、自主的分析譜系，我們會發現挺管者，一方面否定台灣的政治勢力去干預台大，一方面又不質疑中國政治勢力介入台大。不管怎樣民主，而擁護大學自主、自治的國家，都不會許可發生這種現象。
因此，即令要綠軍退而不要將教育部的力量介入台大，那樣的校長人選，也絕對不會是管中閔。
傅斯年是另一位在台灣備受朝野尊敬的大學校長。但傅斯年的形象，與其說他捍衛大學自主、自治，不如說他和蔡元培一樣，被國民黨把他們的形象，保護的像擁護大學自主自治的神壇人物一般。實際上，這是錯誤的。
李中志在〈傅斯年，獻祭這所大學于政治〉（連結）提到：「根據陳誠的日記，陳誠在軍警行動前召開會議，找來傅斯年、謝東閔、副司令彭孟緝等要員商量。傅斯年衝口而出，要辦就先肅清共諜。陳誠聞言略帶諷刺問傅，匪諜的大本營就在您的台大和謝先生的師院，是不是這兩處要先清？傅斯年立刻同意，但開出三個條件，1.要快，2.要徹底，3.不能流血。陳誠當然接受，於是拍板定案，清晨出動軍警逮捕學生，師院學生佔據宿舍拒捕，軍警強力攻堅，逮捕二百五十餘名學生。時間是1949年4月6日清晨，史稱「四六事件」，被認為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濫觴，而亮起第一個通行綠燈的，就是當今人人擁抱的傅斯年。」
如果藉口匪諜就可以進校園抓，那大學自治、自主又算得了甚麼呢？更何況從事後一大堆人被抓去槍斃、屠殺，那麼前述第三點「3.不能流血」意指甚麼？不可以在台大流血，但你把他們抓到其他地方去流血，就沒有關係？更且，著名的台大醫學院教授許強，就是在傅斯年當校長時被抓、被殺。大學教授都可以這樣被抓，學生又如何被保障？
如果我們用心去理解傅斯年，就會發現他一生只當過兩所大學的校長。北京大學與台灣大學。他在中國首屈一指、最自由、強調教授治校、大學自主、自治的北京大學，都不能堅持這個原則。我們又怎麼能推論他在國民黨佔領敵人區內的台灣大學，會堅持大學自主與自治呢？
從岳南的《傅斯年與陳寅恪》（岳南，遠流，2009，7），可以看出傅斯年雖然不正面進入政壇，卻相當程度與政治緊密結合。他和朱家驊的關係緊密，而朱家驊是國民黨在教育界的大檔頭。這也印證李中志在文中提到：
「至於那句（筆者加言：傅斯年對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更具戲劇性，要跟你拼命的台詞，則是出自謝東閔回憶錄，描述與彭孟緝的訪問若干吻合，不但有戲劇張力，也更美化了傅斯年。
謝東閔回憶，他與傅斯年都反對軍警抓人，最後因當局心意已決，謝東閔以辭職相求；傅斯年則轉而向彭孟緝要求『不能流血，否則他要拼老命』。傅斯年何許人也？區區台灣警備副司令豈敢造次？（筆者加註：早在國民黨還在中國掌權時，傅斯年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就相當高，當時的彭孟緝雖是中將，但當時中將、少將一堆。連沒有帶過軍隊的連震東都有少將銜，傅斯年與彭孟緝，兩者的地位不可以道里計。）彭孟緝立刻向傅斯年保證不會流血，如果有學生流血，『他就自殺』。這段對話，尊卑立現，說傅斯年入險境維護學生安全云云，不過是憑空英雄化傅斯年罷了。不管哪個版本，可以確定的是，這場歷史性的校園肅清行動，就算不是傅斯年授意，至少他事先知情，且得到他的允許。
三天後，4月9日，陳誠在中山堂宴請台大各系院所長及教授百餘人，說明處理過程。以校長傅斯年為首，一片擁護政府整頓學風的做法。至於因事件被槍斃與坐牢的，加上為此案牽連逃亡不知其數的學生，傅斯年沒有去拼命，彭孟緝當然也沒有自殺。」
傅斯年有推動大學自主、自治？在看到的資料中都沒有。
神桌上的蔡元培、傅斯年，都是國民黨推出來的神祇。他們共同要點，對受壓迫者及希望學術自由的人來說，當然是力倡大學自治、自主。國民黨能縱容人們對他們的想像與期待，並非認同他們的理想，而是：他們都是支持國民黨的自己人。
Source: 民報／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