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威權政體壓制了市民的言論自由以及限縮了頻譜分配的空間，是地下電台存續興盛的立基，則台灣朝向正常化國家（成熟的代議政治）前進的過程，地下電台理應隨之凋零。然而事實相反，自1993年起，廣播頻譜經歷了十梯次的開放申設（最後兩梯次在陳水扁上台後的2001年執行），且民進黨執政經年，承載「異議」的地下電台至今仍在，而且數量較巔峰時期猶有勝之[1]。對此現象的成因，一說是台灣容或在國家正常化的轉型期間，前朝遺緒不可能在政權輪替後一夕消滅，因此執政的民進黨與地下電台藕斷絲連，或暗地襄助，是有可能。日前，位於台中開台十三年的「海洋之聲」電台，因無照播音遭NCC會同電信警察抄台，沒入設備。「始終堅持挺台灣、綠色執政從不改變」的海洋之聲事後發表聲明，自稱歷經多次抄台，「只為保有一片自由發聲的天地」，可作這個解釋的例證。
但此說可能是一隅之見（或說，從台北看天下）。據業者所稱，地下電台的政治立場藍綠皆有（而且可能勢均力敵），急獨急統的政治意見各有聽眾。況且民進黨當朝掌握政治經濟資源，表態支持的合法媒體勢力不可謂弱，透過地下電台發聲動機不如當年，何以地下電台數量還逆勢成長？
如果遵守秩序是合法的前提，則違背秩序的地下電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所謂「合法」的意義。官方的管制意見，向來從飛航安全的維護、軍警通訊的必要，頻譜配用的正常化與效率化、合法業者的財產權保障、消費者權益（偽劣藥品的管制）等角度來認定電台的合法性。管制原則從一而終，地下電台的「非法」可無疑義，但是地下電台的非正式合法性（informal legitimacy）前後似有不同。通說認為，早年的地下電台是為對抗威權體制而發聲，訴求與行動皆有進步性，因此僅管李燈輝執政時期，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稱「取締地下電台要『不竟全功，絕不中止』」，但在野黨立委仍有斡旋緩和取締行動的空間，輿論還以言論自由的標準衡度取締行為；然而近年來隨著政治爭議事件激化，地下電台在國會與主流媒體上愈益成為民進黨的地下洗腦機器，其主要意見市場在台灣中南部，聽眾則屬低教育水平的工農階層，同時與「節目廣告化」、「販售偽劣藥品食品」等負面行象畫上等號，最終成為破壞民主遊戲規則的原罪。這些輿論意見，一方面作為政爭的結果或表現，另方面則作為官方發動管制權力的出發點。僅管在民進黨的掩護下掃蕩之勢不若過去雷厲風行，但是掃蕩一經發動，地下電台已不若過去還有外力奧援（當今有誰主張地下電台的合法性呢？）。
我們不能主張地下電台的合法性，或許正因為我們囿於當前的政治框架中來理解地下電台的立基。脫離這個框架的起點來理解地下電台至今不衰的原因，可以從地下電台的聽眾開始。
意思是，我們應當把握，當主流媒體稱地下電台的支持者多為中南部低教育水平的工農階層時，其中透露出的階級性質：一面是自詡文明人的都市資產階級的傲慢，這是進步知識份子應該深以為戒之所在；另一面是工農階級的身影在特定的媒體形式中現身，是進步知識份子應該加以瞭解並與其進行有機聯繫之所在。地下電台與人民的親近關係，是當代任何主流媒體（形式）所不能契及的。其間蘊含著的人民的生活秩序、人際關係、生命需要以及文化土壤，都應該重新被認識並被主張有合法性。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開放十梯次的電波使得電台跨區聯播盛行、節目多元性限縮、小功率的社區電台卅公益電台經營困難（前些年寶島新聲TNT由中部的大千電台接手可為顯例），已經是普遍現實。在大資本電台以節目廣告化為資本主義再生產添加柴火、小資本經營的電台以節目廣告化只求生存之時，我們當然不能率爾主張販售偽劣藥品食品的電台的進步性。但是如同威權政體時代的異議，直指國民黨政權一樣；當代地下電台的異議，間接地控訴了資本主義下主流媒體的霸道與無良，方式是與不具消費力、被主流媒體拋棄的工農階級為伍，作為他們的傳播平台與發聲工具。
地下電台的合法性變遷，說明了台灣社會性質由黨國資本主義過渡到成熟的工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2]。我們應當主張的是這個異議的合法性，在於不見容於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從而反省主流批評中的階級歧視，重新認識群眾卅媒體的性質與能動性，並積極思考可能的破口。
[1] 1997年7月，官方確定由電信總局負起取締非法電台之責，並以電波偵側方式測得共103家未立案電台。但到2006年中NCC因「刺馬言論事件」表示要嚴查地下電台之時，未立案電台聯盟表示全台共有203家地下電台，其中有120餘台正常運作，估計聽眾有六、七十萬人。
[2] 台灣社會性質的定性問題，應該有更精確的說法。在我還沒稿明白之前，請讀者原諒我用這種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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