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source: ZCLin's Blog）
1952年11月25日，保密局破獲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市委會」電器工 人支部案，從該部書記─「溫萬金」日記中，研判石碇、九芎、十分寮一帶可能藏匿「武裝基地」。經局長毛人鳳報告後，蔣介石下達「肅清武裝基地」指示，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北衛戊司令部及警方配合保密局統一行動。於28日深夜，由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指揮，動員軍憲警特上萬人，包抄鹿窟山區。
29日曉光初露，摸黑出門的農民、礦工上工途中紛紛被捕，拘禁於鹿窟菜廟(今光明禪寺)，村民被關在4坪不到的廂房中，只能勉強蹲坐。寒夜中，充當刑場的正殿並不時傳來淒慘的哀嚎聲。逮捕行動直到1953年3月 底始結束，不僅鹿窟、玉桂嶺、瑞芳等地農民及礦工數百人被捕，還牽連多名左翼知識份子，及活躍的工會領導人，影響地域遠及土城、三峽、海山等地，形同清鄉滅村，且未經對質查證，即以刑求逼供，由所得自白或他人供詞，逕自定罪。
1998年，張炎憲主持「鹿窟事件調查研究」指出，計有35人遭槍決，98人被判刑入獄，其中連未成年的兒童亦未能倖免，如受害人廖水源，當年還不到3歲，不分青紅皂白，全被抓起來，父親廖文忠，在嚴刑逼供下發瘋，讓他一生飽受家破人亡之苦。陳久雄當年只有13歲，在上學途中，被抓到菜廟毒打，最後被管訓7年，至20歲才被釋放。王文山當年才15歲，卻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還有一些未被逮補的未成年男女，卻被送至保密局，淪為長官幫傭、雜役，或脅迫擔任特務爪牙執行監視、舉報等工作，泯滅人性，荒謬至極。
鹿窟，位於石碇與汐止、南港交界海拔600多公尺的山巔，天晴可遠眺台北、基隆，對外交通極為不便。當年鹿窟約有200多戶人家，以種植包種茶及擔任礦工為生，大都是目不識丁的─「青瞑牛」，一句完整的北京話也不懂。鹿窟事件源於1949年，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建立「北區武裝基地」，殷實憨厚的村民，根本搞不清楚這些懂北京話、識字的都市人，在山區做什麼，殊不知，大禍已悄悄降臨。
根據當年官方資料，所謂火力強大的「武裝基地」，只是─「老舊的駁殼槍1把(配置2發子彈，其中1發還無法擊發)，粗造的土製手榴彈165枚，土製地雷7顆，炸藥2包，雷管1束，手銬1副」。1995年，谷正文在口述回憶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中，坦言─「據我個人的看法，這些武裝基地，實在是毫無武裝規模可言」，並對基地中搜出的紅旗，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但在保密局浮報邀功及蔣介石恐共心態下，遂把案子做大，村民全遭栽贓入罪。反倒是，始作俑者蔡孝乾，早在1950年被逮捕自新，並歸順效力國府，最後還官拜國安局少將參議副主任，享盡榮華終老，另核心幹部陳本江、廖媽福不但臨陣逃脫，最後還因向當局自新，協助破案有功而無罪開釋，然最無辜的村民卻被擴大株連而痛苦一生。
張炎憲認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鹿窟村在案發後，已被強制改名為光明村，另玉桂村僅剩6戶，也在1973年併入豐田村，從此，這兩個村落就在鹿窟人的記憶中消失了。由於大部分壯丁都被處決或入獄，倖存者則有如「驚弓之鳥」紛紛遠離，讓原本以產茶著名的汐止、石碇一帶山區，頓時由翠綠的茶園變成了荒原，自此，一蹶不振，也讓茶葉向更後山遷移，意外造就了今日坪林─「包種茶」在台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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