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執政實錄3：羅福全與台日外交
[編序] 建立台日新關係  
文／張炎憲

一、出版緣起

2011年4月，我們出版「綠色執政實錄」：《蔡明憲與捍衛國防》和《吳釗燮與外交突圍》時，抱著留下綠色執政八年事蹟，還給歷史公平論斷的想法。今日，我們繼續出版「綠色執政八年實錄」系列，除了仍然堅持還諸歷史真實的初衷外，看到馬英九政府施政亂無章法，在「九二共識」、「一國兩區」的虛構 下，外交休兵、國防棄守，以致國家主權淪喪，台灣前途堪憂。我們心中更堅定認為仍有出版這套書的必要。

自2008年夏天，我們就開始籌畫口述訪談和出版的計畫，因為唯有從長遠的歷史發展，相互比較，才能看得清楚施政的良莠，也才能公正評價是非功過。綠色執政八年在片面、刻意的貪腐罪名下被污名化，只看到「過」，而忘了「功」，只憑好惡論斷，卻失去理性分析。因此，留下當年第一線外交官的記錄，不只是為歷史存真，更可做為檢討與比較的基礎。

二、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國家政策決定外交政策的取向，而外交人員則依據外交政策，在駐在國折衝橫俎，爭取本國利益。但如果國家政策曖昧不清，不只導致外交人員失去方向，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國家利益則更蒙受其害。

駐外人員除了執行國家政策之外，如何建立駐在國人際網路以及個人的學養見識都是能否達成任務，不負所託的必備條件。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將會發現兩國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還夾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的企圖與對日的要脅、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仇怨，以及台灣人欲突破禁制建立國家主權種種問題。

三、台灣與日本的糾葛

台灣與日本僅一海之隔，同屬東亞邊緣的島嶼國家，西臨中國，東瀕太平洋，有共同面對的中國問題，也有歷史上糾纏不清的關係。

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統治台灣，導入近代教育和建設，使得台灣從傳統農業社會逐漸步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台灣人也因教育內容的改變，學習到日本的歷史文化和近代國民觀念。這種殖民性和近代性交錯的雙重價值體系改變了台灣社會的體質，使得台灣人在複雜矛盾的情境中成長。

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接受聯合國太平洋戰區統帥麥克阿瑟的指令，派陳儀來台接收，不久即單方面宣佈擁有台灣，使得台灣再度成為勝者的戰利品和敗者的犧牲品。台灣人從日本國籍改為中華民國國籍，開始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適應新的統治者。這種巨變再次改變了台灣人的命運。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之間有長達八年的戰爭，中國因日本的入侵，戰火連綿，導致生命財產損失慘重，而種下血海深仇。

1945年10月中華民國政府佔有台灣之後，以戰勝者、征服者的心態歧視台灣人，一方面極力推動「去日本化」政策，排斥日本文化和日本在台灣的影響力；一方面則蔑視台灣社會文化的特質與主體性而強勢導入「中國化」教育。二二八大屠殺事件發生後，中國國民黨政府更以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產生反抗中國的說法，歸罪台灣人，藉此洗脫其鎮壓屠殺台灣人的暴行。台灣人處於中華民國與日本仇恨之間，不只處境困難，無法肯定過去的日本經驗和奮鬥成果，也無法建立起歷史傳承，只得默默地接受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黨國壓迫，扭曲自己，接受其價值觀。 中國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極力壓制台灣人，所以駐日本大使或代表都是黨國重臣的「外省人」擔任，而不任用懂日文又瞭解日本文化的台灣人，外交部重要官員也幾乎沒有知日派的人士出任。及至李登輝總統時，才打破慣例，由台灣出身的許水德出任代表，之後有林金莖、莊銘耀。陳水扁總統時，前後有羅福全、許世楷，兩人都是一時之選，對促進台日之間的友好關係貢獻極大。馬英九總統時，又回到由「外省人」出身的馮寄台和沈斯淳出任。這些駐日大使和代表的出身背景即反映出歷任總統的用人標準，及其對台灣人的信任度。

雖然中國國民黨政府抵制、切斷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關 係，但在經貿、人物往來上，台灣人與日本人的交往並不因二次 大戰的結束而被切斷，仍然交流頻繁。台灣的經貿發展也幾乎跟隨日本的發展腳步前進。雖然1972年日中建交後，台灣與日本已沒有邦交，但台灣人至今對日本人仍持友好態度，喜歡購買日本貨，喜歡到日本觀光。2011年日本福島發生核災後，台灣人民捐出86億台幣賑災，居世界各國之首。這份情誼讓日本人深深感動，無形中又拉近了台日兩國的友好關係。

台日兩國之間有歷史上的關係，又有民間的友誼，本應和睦相處，卻因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造成日本在 1972年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的結果。在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僵硬政策下，台灣再次成為犧牲品，台灣人成為亞細亞的孤兒。在沒有正常邦交的情況下，台灣要維繫與日本的關係，進一步突破72年體制，真是困難重重，也因此駐日代表的人選格外重要，必須要適才適用，才能突破現狀。

四、羅福全的氣質與風格

1.學養豐富

羅福全生於日本統治的1935年，從小受日文教育，養成精湛 的日語能力。1945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之後，他開始學習中文。因為愛好漢詩文，經常作詩自娛，漢文造詣相當深厚。後來到美國留學、就業，英文成為他與國際友人或學術界交流的語言。因此他至少精通台、日、華、英四種語言。這是台灣人的驕傲，也是台灣人的悲哀，因為沒有祖國，必須隨著統治者的更迭，學習新的語言，但也因為這種無奈，養成強烈的學習心，精通數國語言，能在異國頭角崢嶸。羅福全就是這樣的人，在國籍變換中，仍是出類拔萃，受到尊重。

羅福全有收集名家字畫、古董奇物的嗜好，又擅長詩文書畫，生活上處處表現對精緻文化的素養和品味，具有典雅浪漫的情懷。有時興致一來還自己親下廚房，做出一道一道的美食款待賓客。除了專業之外，他走遍許多國家，看過不同的民情風俗，培養出多元思考的國際觀，洋溢出風雅的才情。

2.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羅福全在1947年二二八大屠殺時，目睹嘉義民眾被國民黨軍人槍殺的慘狀，兒時的記憶至今猶新，埋下他日後參與台獨運動的決心。

1960年6月19日，羅福全參加蔡同榮所策劃的關仔嶺事件，因未被國民黨察覺，而得以順利出國。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後有機會比較日本與台灣的政治，發覺台灣人處在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下失去自由，乃決心不回台灣，而轉赴美國，另求海外發展。

1963年8月進入美國賓州大學博士班就讀。翌年2月28日， 跟隨賓大前輩陳以德等UFI(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成員，參與華府的二二八抗議遊行，隨即被中華民國政府吊銷護照。從此羅福全投入台獨運動，成為UFI的重要成員。不久又被推選為費城台灣同鄉會會長，和美東台灣同鄉會副會長，在台灣人社團中極為活躍。

1965年前後，留美台灣學生日漸增多，各大學紛紛成立台灣同學會或同鄉會。在思鄉情切、同仇敵慨下，1966年6月各地台灣人代表聯合組織UFAI（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羅福全也是居中撮合的重要人士之一。因此在1971年被中華民國政府以叛亂罪名列入黑名單。

1981年7月，台獨聯盟創立《台灣公論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至1987年因《台灣公論報》搬到洛杉磯發行，才結束發行人的職位。這期間，曾出席1983年11月美國參議院舉辦的「台灣前途決議案」公聽會，表達台灣住民擁有決定台灣未來前途的基本權利。此次公聽會證言列入國會記錄，是一件極具歷史性的文獻。

《台灣公論報》因刊載台灣人的主張和活動，逐漸成為海外台灣人代表性的報紙。中國國民黨政府不願意看到台灣人有報紙，更不希望台灣人有發言的機會，乃以種種手段加以打壓。其中，高資敏向華盛頓法院提告的「四腳仔官司」，就是藉機打壓的案例，後經法院判決，高資敏敗訴。

羅福全到美國之後，立即參與UFI，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他敢挺身而出，投入台獨運動，這需要有勇氣，更要有決心。從此他未曾離開過台獨聯盟，至今仍然堅持建國的理想。

3.國際視野的學者

羅福全在1968年獲得區域科學（Regional Science）的博士學位。區域科學在當時是空間經濟學（Space Economic）的新領域，亦是國家對區域經濟管理的學問。由於此項專攻，他日後多服務於聯合國關係的研究機構。

1973年，羅福全獲得聯合國位於日本名古屋的「聯合國地域開發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er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的邀請，以亞洲國家的發展實例做為研究主軸。因此擔任過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韓國、伊朗、印尼與日本等國政府的顧問，培訓出各國區域開發人才，結識到各國的政治菁英，以及接觸到不同國家的民情與文化。

第二次（1985）任職聯合國的機構是位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亞太開發中心」（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負責亞太地區的開發與培訓工作，並舉辦了四次亞太經濟國際會議。

第三次（1990）任職聯合國的機構是在聯合國大學任教。聯合國大學具有「學術的自由與獨立」性，是絕不偏袒任何國家立場或受任何政府干涉的學術性機構。

羅福全進入該大學，主要是研究全球化和大城市的問題。這兩項問題都是當今世界性的議題。因此他在1992年舉辦「世界變動與模型」，1993年召開「地球能源與永續發展」等國際會議。並出版《亞太區域世界城市的形成》（1996）、《全球化與世界大城市》（1998）、《全球化與亞太區域城市發展》（2001）等> 書籍，探討人口集中於大城市，以及2/3的大城市位於第三世界的問題。至2000年4月，從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兼高等研究所副所長退休。在任職期間，都持聯合國護照對外工作，這是台灣人少有的殊榮，也是他在研究成果上受到國際肯定的證明。羅福全三次任職聯合國機構，不只有亮麗的專業成就，更以豐富學養和國際性視野，做出對第三世界和亞太地區的貢獻。這些成就對他日後接任駐日代表，推動台日外交幫助極大。

五、駐日期間的日本政治走向

羅福全在2000年5月28日接到駐日代表的派令，30日即赴日履新，展開四年駐日代表的外交官生涯。

羅福全赴日期間，日本首相是由自民黨的森喜朗（2000.4– 2001.4）和小泉純一郎（2001.4–2006.9）擔任。小泉內閣長達5年多，僅次於佐藤榮作內閣（1964.11–1972.7），是近年來日本政權最穩定、最獲得民意支持的時期。

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積極向東亞國家要求合作，日本在美國的同意下，擴展與東亞各國的關係，這是戰 後六十年來日本在亞太地區扮演角色與立場的重大轉變。小泉應美國之要求，首次派遣軍艦通過麻六甲海峽，支援美國在阿富汗（2001）和伊拉克的戰爭（2003）的後援補給。2005年2月，日美兩國國防與外交部長首次召開共同會議，即「二加二會議」，藉此加強日美在太平洋的軍事合作，以此嚇阻中國武力的擴張，並明確向中國表示台灣問題必須以和平解決，反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所言可以對台灣使用武力。

同時，中國自2003年之後，策動一連串的反日活動，其中反對項目有三：反對日本教科書對日中戰爭的解釋、反對首相和閣員參拜靖國神社、反對李登輝訪日。但森首相和小泉首相不理會中國的反對，小泉在任期內五度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拒絕訪問中國，李登輝則兩次訪問日本（2001.4.22赴日就 醫；2004.12.27名 古屋、金澤、京都之旅）。2005年，適逢二次大戰結束60年，小泉內閣主張日本應成為一個「正常」或普通的國家，欲修改憲法，積極貢獻國際社會，並公開主張日本要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常任理事國，卻受到中國的公開反對，使得日本加深對中國的 不信任感。小泉首相曾經公開宣稱「日美同盟」是日本的外交主軸，其後的首相雖然更迭頻繁，但這立場迄今仍然不變。2007年1月日本政府還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歷年來日本政府對中國武力的擴張，深感威脅，因此防範中國，加強自身的防衛力量一直是日本的基本國策。

東協（ASEAN）有十個國家：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 賓、新加坡、泰國、柬埔寨、緬甸、越南和寮國。日本為了與中國競逐東南亞的主導權，於2003年與東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4年韓國也加入，至此東協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簽FTA，形成「東協加三」。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的互動一方面是為了防堵中國，另一方面是在日美同盟架構下，受到美國支持而向外延伸其影響力。

森喜朗和小泉內閣長期執政時，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腳步也加速發展，2000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 中國國民黨首次失去執政權成為在野黨。民進 黨是土生土長的政黨，以追求民主、維護主權、公投護台、加入聯合國為政策，所以積極展開攻勢外交，希望能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在對日外交 方面，是在李登輝總統所建立的台日關係主軸上，繼續深耕發展，加強台日之間的互信，擴展兩國之間的情誼和關係。因此， 台日外交關係比過去更緊密，更良性互動，這是陳水扁總統八年期間重要的外交成就。

六、外交策略與運用

羅福全因曾任職聯合國機構，長期旅居日本，對日本歷史文化瞭解甚深，人脈又廣，因此接任駐日代表之後，隨即展開佈署，擴展台日外交關係。

他認為台日關係是立足於日美同盟的延長線上，尤其事關台 灣海峽的安全問題，必須由日美同盟的立場為出發點，透過日本向美國強調台灣的重要性，藉此加強台日美的關係。並延續李登輝時代以來的台美日友好政策以及人脈，如椎名素夫、中嶋嶺雄、石原慎太郎等的交往。他更主張日本國家利益與台灣國家利益相重疊的觀點，這種觀點一直延續到他擔任亞東關係協會會長任內（2004-007）。

外交關係能順利推展需靠豐富的人脈關係。羅福全以「老幹新枝」的做法，在日本結交舊一代中國國民黨政府時代的反共議員，開拓新一代以日本國家利益為重的議員，並與親台「日華議員懇談會」議員（約230～250人）密切交往，維繫關係。2000年10月舉行中華民國國慶慶祝會時，日本國會議員和民間各界出 席人數達1500多人，這是羅福全剛到任不久，就與日本國會議員建立起友好關係的證明。

日本政界有派閥，而派閥常左右首相的產生與內閣的組成。 森喜朗繼小淵惠三之後出任首相，而有森派之稱。森派源於福田赳夫派，森喜朗之後的歷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等都屬於森派。森喜朗對台灣相當友善，在羅福全的力邀下，於2003年12月，以「前首相」的身分訪問台灣，之前雖然有佐藤榮作和福田赳夫訪問過台灣，但都以「元首相」 （已卸任兩屆以上者）身分來台，象徵台日高層往來的突破。由於森喜朗的友善，以及長期組閣的小泉純一郎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台日兩國之間的互信與友好更加穩固。

羅福全除了經營日本政界的人脈關係之外，也積極努力提升台日之間高層的接觸，利用官邸宴客或是陪同國內重要官員訪問日本內閣閣員的機會，促進台日之間的高層往來。2003年4月辜振甫因接受早稻田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而訪日，其間接到宮內廳的 請帖，受邀參加天皇親自主持的「園遊會」，羅福全也受辜振甫之邀，一起去參加而見到天皇及日方重要人士。這是羅福全善於利用各種機會，擴展接觸層面，建立友誼的表現。

由於台日關係日漸走向「正常化」，2003年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所長內田勝久舉辦「天皇誕辰紀念日慶典」。這是1972 年斷交之後，首次在台灣公開舉辦。日本沒有國慶日，就以天皇生日做為國慶日。雖然遭受中國抗議，日本仍比照其他駐外使館舉行慶祝國慶的方式在台舉行，象徵兩國逐漸走出1972年斷交後的禁制。

除了政治面之外，羅福全因喜歡文史，重視台灣文化，因此將駐日代表官邸的中國風改成台灣味，擺設台灣中青代畫家和前輩畫家李石樵、謝里法等的作品，讓日本友人和政界名流來到官邸時，可以多瞭解台灣之美。同時為了促進台日文化交流，推動 早稻田大學設立「台灣研究所」，鼓勵日本學者研究台灣。經此創舉之後，很多大學也設立台灣研究關係的科目，台灣學因此進入日本，逐漸受到重視。

七、施展長才為台灣

2000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的陳水扁贏得選舉，這是台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從前在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之下，幾乎無法想像會有「變天」的一日，但事實的轉變開啟台灣歷史的新頁。在中國國民黨的心目中，台獨人士是叛亂犯，列入黑名單不准返台，更不能錄用。但陳水扁的勝選，翻轉了這個鋪天蓋地的 禁制。

羅福全是台獨運動的先驅者與重要幹部，卻能當上駐日代表，在過去是天方夜譚，而今日卻實現了。他曾經四次旅居日 本，一次是在童年，其他則是留學早稻田大學和兩次擔任聯合國職務時。他有這些不同年代的經驗，使他深深瞭解戰前日本的社會、戰後安保抗爭時學生運動的情懷、1970年代經濟高度成長時的繁榮景象和1990年代失落十年的苦澀生活。如再加上學歷、資歷、學術成就與文化涵養，羅福全擔任駐日代表是適得其所、適才適用。

他在日本四年的耕耘，有的已在任上得到迴響，有的是由接任者完成，如免簽證的申請至2005年達成、「外國人登錄證明 書」的國名改註「台灣」至2008年在東京都已通過使用。這些成果都是在許世楷代表時完成，可知外交工作不是一蹴可幾，需要時間累積，才能達到目標。

羅福全在2004年6月離任酒會上看到350多位日本各界人士 的出席，感到欣慰，因為四年的工作並沒有白費，已獲得日本友人的肯定。所以他賦詩感懷：「雨過天晴花木新，四年駐節亦心平；但求澹泊學君子，故國山川最有情。」這最能表現他的心情，四年為台灣征戰在外，如今卸任選擇回台定居，還諸真情本性，看到台灣山川，倍覺有情。

羅福全就任駐日代表不久，受到中國國民黨籍 立委的質詢，認為他是台獨人士不適任外交大使。但事後回顧他在日本四年的作為，反而證明台獨人士心中的祖國是台灣，最肯為台灣效力，也願意為維護台灣國家主權，盡心盡力。羅福全從年輕到今日， 從未離開過台獨聯盟，也從未放棄過台灣獨立建國的信念，更以他的才情、見識與國際觀，建立了台日兩國外交的新關係。

source: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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