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執政實錄5： 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
編序
文／張炎憲

2008年6月，因釣魚台附近海域，台灣海釣船被日本巡邏艇追趕衝撞而沈船，人員被扣留，引起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在立法院質詢台上，慷慨激昂說出：「不惜一戰」。2012年9月，因日本政府欲買下釣魚台產權，馬英九總統不只表示憤慨，更有派軍艦護主權之圖。中國更乘機介入，宣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釣魚台也是中國的領土，而派出漁船與艦艇至釣魚台海域示威。

在這兩次釣魚台風波中，馬英九處處表露昔日保釣青年的激昂之氣，卻未能審慎評估中國之企圖，確保台灣國家主權。因此雷聲大雨點小，不只無法保護台灣漁民捕魚的權利，還招致中國對台灣主權的侵奪，有損台日之間的互信。這種作為除了彰顯馬英九的傾中路線，唯中國馬首是瞻、不敢吭聲之外，更暴露出他心中沒有國家發展的藍圖及外交戰略，使得台灣頻頻發生國內外危機。

一、台日友好關係的運作主軸

回顧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位總統對台日關係的處理方式，會發覺有下列的處理主軸：

1.台灣與日本關係密切，台灣人普遍對日本存有好感。李登輝和陳水扁出身台灣人家庭，深知台灣人的感情和台日關係的重要性。因此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極力推動台日之間的友好，陳水扁繼之擴展而建立很好的互動。

2.李登輝和陳水扁都立足於日美同盟的延長線上，尤其事關台灣海峽的安全問題，必須由日美同盟的立場為出發點。以此加強台日外交，影響日本、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構成東亞防線，維護台灣國家主權。

3.兩位總統對釣魚台問題的談判，先取得擱置主權的默契，再以維護台灣漁民權益為優先考量。

4.陳總統善用知日人士，先後派任羅福全和許世楷擔任駐日代表，兩位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社會民情、政治動態都相當熟悉，因此都能站在台灣國家立場，利用人脈擴展外交成果。

李、陳兩位總統聯手打造的成果，維護了台灣國家主權，增進了台日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二、許世楷的家世與學養

政策的主軸是確立外交方向的根據。但光靠外交政策無法真正達到目標，需要依賴第一線外交官的耕耘努力，才能落實，獲得成果。2004年陳水扁獲得總統連任後，派任許世楷擔任駐日代表，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許世楷在羅福全代表的耕耘基礎上開創出成果，強化了台日之間的關係。

因此，先認識許世楷，我們才容易瞭解他擔任駐日代表期間的貢獻。

許世楷出身名門，祖父許嘉種，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阿伯許乃昌，就讀中國上海大學，遠赴俄羅斯進入孫逸仙大學，是少數幾位去過莫斯科就讀的台灣人，曾與陳逢源發生筆戰，探討台灣社會的發展是否需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父親許乃邦，京都帝大法科畢業後，轉入東京帝大經濟科，畢業後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而當上律師。母親洪金雀，出身草屯望族，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回草屯開業。外公洪清江，當過草屯街助役，也是文化協會草屯地區重要幹部。大舅洪耀勳，東京帝大哲學科畢業，戰後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許世楷夫人盧千惠的父親盧慶雲，大阪高等商業學校畢業，曾任台中市商會創會會長。與許家是世家。母親甘翠釵，彰化高女畢業，是甘得中之女，甘得中是早期林獻堂的秘書，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等活動的健將。許、盧兩家都是名門世家，出現許多傑出人物。許世楷與盧千惠在如此家學淵源家庭中長大，自然養成台灣認同主體意識，並帶著知性美的氣質。

許世楷從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專攻國際政治，獲得碩士學位後，轉往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獲得博士學位。1968年進入津田塾大學任教，前後27年，1995年離職返台。盧千惠畢業於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進入御茶女子大學研究所，專攻兒童文學。兩家雖然是世交，但兩人在台灣不曾碰面，是在東京台灣人教會，經人介紹認識而相戀結婚。當時（1961年）他已被列入黑名單，不敢回台結婚，所以許家在台中舉行一場新郎、新娘不在的婚禮 。

許世楷攻讀國際政治，盧千惠則擅長文學創作，文筆優美，有《台灣人的歷史童話》、《盧千惠文集》和《我心目中的日本》等等作品。並與許世楷共同出版《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和《台灣 新生的國家》兩本著作。這些作品處處流露出他們兩人對台灣土地的感情，以及對獨立建國的堅持和熱望。

三、從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1959年12月許世楷去日本讀書，隔年就加入「台灣青年社」。「台灣青年社」是王育德、黃昭堂等人組成，是繼「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之後，以留日台灣留學生為主所成立的台灣獨立組織。1960年4月創刊《台灣青年》雜誌，是一本探討獨立理論兼宣傳理念的刊物，影響海外台灣人留學生極為深遠。

在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高壓統治下，白色恐怖的氛圍籠罩全台，台灣人幾乎不敢從事政治活動，以免遭受迫害。但許世楷卻奮不顧身投入，並且推薦宗像隆幸加入。宗像是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唯一的日本會員，長期負責《台灣青年》的編輯工作，對台灣獨立運動充滿熱情，至今仍然努力不懈。

因參加「台灣青年社」，許世楷在1963年被中國國民黨政府吊銷護照，從此不能回台灣。1968年收到入國管理局限期兩週內離開日本的通知，後經我妻榮教授的幫助，才獲得入管局的簽證。直到1992年，離台33年後，因刑法100條修正，才能回到心中的祖國台灣。在日期間，許世楷堅持不歸化日本，都以無國籍、特別居留方式在日生活。這是台獨運動者的一種堅持，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是台灣國的國民，為了獨立建國，怎可歸化。

在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許世楷幾乎無役不與。1964年2月在「台灣人要台灣獨立」的記者會上公開現身；同年因陳純真事件而被捕入獄；1966年為抗議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訪日，在京都絕食抗議；1968年參加救援柳文卿遣返事件；1970年代之後促成國際特赦組織（AI）日本分部的成立，並展開救援國內政治良心犯的工作；協助盟員小林正成訪台散佈文宣傳單及秘密工作等。

由於許世楷夫婦的積極參與，1970年繼辜寬敏之後，出任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1987年至1991年，因人在美國，又繼張燦鍙之後，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主席。在任期間，由於台灣國內戒嚴解除，有聯盟盟員主張返台從事台獨運動，因此許世楷提出「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的主張，終於在1992年聯盟總本部在台灣設立辦公室，正式公開運作。這是台獨運動的重大發展，也是台灣國家建構的重要里程碑。

四、台灣國家主體論述

許世楷從碩士論文〈台灣事件1871～1874〉（1962）、博士論文〈台灣統治確立過程における抗日運動1895～1902〉（1968），以及從博士論文擴充出版的《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压》（1972），到《台灣未來的描繪》（1989）、《台灣新憲法論》（1991）、《台灣 新生的國家》（2011）等作品，雖然出版年代不同，但都站在台灣主體立場詮釋台灣歷史，建構台灣做為新生國家的理論。

在1960年代，台灣史研究在台灣仍然是個禁忌。自從二二八大屠殺之後，中國國民黨政府加強灌輸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教育，扭曲台灣歷史文化、醜化台灣語言、壓制台灣人的認同，使得台灣史研究在台灣無法進行，只得出國之後才能研究。中國國民黨政府不僅利用教育做為改造台灣人的工具，更以動員戡亂、戒嚴種種違反人權的法條，進行高壓統治。台灣人在此環境下，幾乎噤聲，不敢奢談政治，更不敢將自己的經驗傳承給下一代。因此台灣歷史被斷裂切割而無法連續，使在台灣的人反而不知道台灣，需要到外國才有機會瞭解。

許世楷到日本之後，決定從事台灣歷史研究，在當時是個有膽識的嘗試，也是基於良心、責任的決定。1960年「台灣青年社」結成前後，台灣留學生已開始反省自己的歷史，發覺中國國民黨政府掩蓋歷史真實，欺騙誤導台灣人的認知，因此在覺醒之下，認為唯有從台灣史的發掘做起，才能建立起台灣人的自信和光榮感。他就是抱持這樣的觀點，從〈台灣事件（1871～1874）〉（即牡丹社事件）開始探討台灣原住民、漢人、清國政府與日本人各個不同層面的看法，繼之在博士論文中探討台灣民主國之後，在台灣各地的武力抗日運動，指出清國政府官員和仕紳落荒而逃之後，地方領袖、團練和民眾起來抵抗日本，捍衛家園的事蹟。之後，許世楷又增加1920年代、1930年代台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說明台灣人受到世界思潮的影響，產生各種不同方式的抗日運動，有文化啟蒙、議會民主、政黨政治、地方自治，亦有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運動。台灣人在運動中提出各種主張和路線，凸顯出台灣人對台灣主體性的追求及向統治者抵抗的合法性。

當時日本學界多受到馬克斯主義學說的影響，偏重社會主義中國，將台灣與中國混為一談，而忽略台灣人獨立自主的要求。許世楷的著作經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衝擊日本學界，修正了他們對台灣人歷史的觀點。

許世楷除了學術著作之外，在《台灣青年》雜誌也常有批評時政、回顧台灣歷史、詮釋台獨理念的文章。他從事台獨運動的生涯中，前後觀點一致，都是為了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努力。因此，1988年底接受鄭南榕的邀稿，在《自由時代》雜誌發表「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描繪出台灣國家的藍圖，鄭南榕亦因此被控涉嫌叛亂，於翌年4月7日在雜誌社辦公室引火自焚，以生命控訴中國國民黨政府壓制言論思想自由的惡行。　　1992年返台之後，許世楷加入台灣制憲工作，希望制訂一部符合台灣的憲法。在台灣民主化的催動下，1996年台灣人民直接選出總統，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並在2002年提出「台灣 中國，一邊一國」的主張。許世楷認為台灣經過民主化之後，已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今後要努力邁向一個法理上的國家，並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表明台灣是一個新生國家，才算完全達到獨立的目標。他指出台灣國不是繼承自中華民國，也不是自中國分裂出來，而是新生的國家。

五、駐日期間的努力與成果

許世楷長期住在日本，在津田塾大學任教，對日本歷史文化瞭解甚深；因長期參與台灣獨立運動，形成堅定的台灣主體立場；因從事台灣研究，對台灣現狀和台灣獨立理論認識極深。因此擔任駐日代表，不僅適才適用、勝任負責，亦能以其堅定的台灣立場，不卑不亢折衝橫俎替台灣爭取國家利益。

許世楷常藉機告訴日本首相和閣員，希望他們對外時，尤其是與中國官員接觸時，不要說「反對台灣獨立」，也不要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這不僅傷害台灣的主權，也有損日本的國家利益。站在日本國家利益而言，如果台灣被中國併吞，東亞第一島鏈有了缺口，將危害日本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以及環繞東海和南海周邊的安全。對美國而言，也將失去對東亞的發言權，國防防禦線將被迫退至關島、夏威夷。他以日本國家利益著想的說法，確能打動日本官員重新思考對台政策，台灣也因此能夠與日本建立更友好的關係而獲利。

在任期間，他赴各地演講約600場，利用每次演講的機會，說明台灣是個民主自由、事實上已獨立的國家，絕非中國的一部分，並強調台灣是為了「維持現狀」，而必須制定新憲法，就如同日本有修憲的需要，以此說服日本人支持台灣制憲。

他就讀過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大學。這兩所著名大學的畢業生，遍佈日本的政經界，他乃以這些師生關係建立起人際網絡，如透過早稻田大學同門學弟玉澤德一郎居中協調，而與福田康夫建立起友誼；經由東京大學岡義武、衛藤瀋吉和我妻榮等教授的關係，得到許多人的幫助。許世楷又因從事台獨運動，接觸不少評論家、新聞記者、作家、律師、企業界和社會運動界人士，這些過去所建立的人脈都有助外交工作的推展。

許世楷也認真經營日本政治家的人脈關係，森喜朗就是其中重要的人士。森喜朗對台灣相當友善，2003年底在羅福全擔任駐日代表時，以前首相身份訪台；2006年在許世楷任上，再次訪台。2010年12月，森還親自到台中拜訪許世楷。這是自羅福全、許世楷兩位駐日代表經營的成果，而森派的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福田康夫接續擔任首相，對台灣保持友善態度，也是增進台日關係的原因。

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日本外務省是派亞洲局中國課底下的台灣班班長做我們的對口，至民進黨執政時期羅福全代表任內，上升至中國課課長，許世楷任內再提升至亞洲局局長。雖然聚會還不能在外務省，但層級的升高，表示台日關係更加密切。除此之外，更促成台日高層交往的制度化，例如法務會議的制度化。台日官員多已能私下互訪，尤其是在2005年免簽證之後，台日官員的互訪更加頻繁，更趨制度化。安倍晉三擔任官房長官時（2005.10-2006.9），還與總統陳水扁直接以熱線通話。這些改變表示台日之間的互信、溝通，比過去更加流暢緊密。所以2008年陳水扁推動入聯公投時，日本外務省表示「公民投票是台灣居民的權力，日本沒有必要對此表示反對」，已非2004年跟著美國反對台灣的公民投票了。

2005年3月，日本舉辦愛知萬國博覽會期間（3至 8月），給予台灣觀光客免簽證。許世楷乃藉機遊說日本，終於在8月日本眾議院、參議院通過給予台灣入境90天免簽證。這不僅促成台日往來觀光客人數超過250萬人，也使得台日官員的來往不再受到拘束。李登輝赴日就是其中明顯的案例。2004年12月底，李登輝赴日時，因日本受到中國壓力，不准李前往東京拜訪，也不可有任何公開發言。但2007年5月，李登輝再赴日訪問時，日本已不理中國的反對，可出入東京，並舉辦四場公開演講。這種對卸任總統待遇的改變，一方面表示日本已調整過去過度傾中的政策，一方面也是台灣卸任元首訪問日本不再受到限制。

許世楷擔任駐日代表期間，突破許多限制，開創出更寬廣的格局，上述只是其中重要的運作成果而已。

六、結語

許世楷從1960年代投入台灣獨立運動之後，始終堅持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在學術研究上追究台灣主體性，在運動上建構台灣獨立的理論，在行動上結合同志，策劃建國志業。回到台灣之後，他加入制憲的推動工作，擔任過玉山神學院教授、台灣文化學院院長、建國黨主席、靜宜大學教授，不論是在教學或政治運動上，都在推廣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建立新生國家。

2004年擔任駐日代表之後，雖然進入體制內工作，卻隨時隨地以台灣國家立場，提醒日本人台灣已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正在邁向法理上的國家之路，台灣絕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維持台灣的獨立自主地位對台日雙方有利。因此在其任上，台日雙方高層官員的來往持續增加、提升，台日之間的友好關係比以前更加緊密。

許世楷念茲在茲，想要打破1972年體制。1972年日本與台灣斷交，而與中國建交。這是1971年10月蔣介石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又再次受到傷害。從此台灣在日本設立「代表處」，不能稱為「大使館」，50年來受到日本種種限制與中國打壓，台灣與日本無法以國家地位平等對待。因此，他認為短期內無法與日本恢復邦交，則可考慮採取折衷方式，推動日本制訂「台灣關係法」，明文規定台灣與日本的關係。

許世楷處處為台灣設想的思維，使得他在駐日期間，表現出敏銳觀察力和行動力，並鍥而不捨的運用其策略，累積出許多成就，對台灣國家有利、對日本亦有利。這種維護台灣國家主權與國格的作法，不只不違背他推動台灣獨立建國的初衷，更是他在體制內的另一種實踐。

source: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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