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生(1887-1947)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致力鑽研台灣教育制度與推廣台灣文化,乃『台灣文化協會』核心人物,創辦『民報』,中立、公正,批評時弊無畏無懼。被陳儀誣控「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強力接收台灣大學;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為由,私刑秘密殺害!!
他要台灣人永遠保存自己的風格與文化─堪稱生命哲學教育家。(by Susan) 詳細介紹
八田與一(1886-1942)
「嘉南大圳之父」。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踐者,是人道關懷者,把台灣人的生存,當成自己的責任,若非極大的毅力,無法完成此艱苦的工程─烏山頭水庫,賣命也要完成任務,是八田與一的精神。
其全家人生命,與台灣結合為一體的意志,是要建國的台灣人必須學習的地方。
有情有義的台灣人,要追思此位真正利民、福台的台灣神。(by Dr. yang ,Emma整理) 詳細介紹
張七郎(1888-1947)
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花蓮仁壽醫院創辦人。在當時「縣市長民選」的政策下,以高票獲選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引起官府的注意,成為不幸的禍根。父子三人(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被羅織「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等罪名,遭受凌虐酷刑,一家三人不明不白地冤死。
生前濟世助人,卻死於雙手沾滿血腥的國軍…乃228醫界消失的菁英。
其父子博愛濟眾、仁心仁術之大愛醫德,視治病如治理國政般的用心,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黃 賜(1891-1947)
勞工運動的先驅,他所領導的罷工事件,以1927年高雄淺野水泥廠罷工事件最著名。228事件爆發後,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被以機槍掃射,喪命於亂槍之下!
帶頭為基層弱勢勞工爭取權益,為公義、公理,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是台灣人要效法傳承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陳 炘(1893-1947)
台灣金融界先驅者、「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創辦人,留學於日本慶應大學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學。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拓展,為對抗日人消滅民族意識之文化侵略及對台金融經濟壓力,籌組台人資本獨立發展之金融機構。
228大屠殺發生期間,因損及浙江財閥利益,被國府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乃228金融界消失的菁英……
其熱愛鄉土、力圖抵抗的堅持行動力,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黃媽典(1893-1947)
行醫於嘉義朴子家鄉德壽醫院,懸壺濟世,救人無數,有卓越拔群醫術。28歲時被任命為朴子街的街長,任內他興建自來水廠、街役場、內厝大橋、朴子小學、朴子女子公學校等等,政績遍及衛生、交通、教育、商業、水利、為朴子市奠下了日後發展的宏圖。數年後更赴任檢疫委員;當時台灣發生轟動國際之瘟疫,常不顧生命危險,遏止惡性鼠疫蔓延,犧牲奉獻心力。
228事件後卻以「暴亂首要份子」之罪,遭軍隊毒打遊街示眾後,在新營圓環槍斃。 (by Nathan) 詳細介紹
賴 和(1894-1943)
賴和,台灣新文學先覺者。
初習醫,執業彰化,人稱「彰化媽祖」。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投入文化抵抗外來殖民與啟蒙台人思想。
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犧牲,藉詩聲援二林事件蔗農;小說創作「一桿秤仔」道盡台人追求公平正義的抵抗和犧牲。
一生行醫為文,啟迪後進。其詩句「勇士當為義鬥爭」正如斯人的覺悟與反殖民實踐,堪為台灣人建國精神標竿。(by Rainbow) 詳細介紹
徐春卿(1895-1947)
台北市參議員,勇於揭發弊端,保障人權,批評政府,又因反對日產廉售浙江財閥,得罪陳儀當局。
228事件後,擔任台北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友人勸他暫時躲避,他自認沒作虧心事,想出力維持當時社會秩序,卻被當局列為暴亂首謀,遭到逮捕殺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陳澄波(1895-1947)
他,是油彩的化身,畫筆似劍,揮灑出氣勢磅礡的繪畫世界。畫作〈嘉義街外〉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是台灣第一人。為台灣美術運動揭開序幕,繪畫燃燒著他高昂的生命。
228事件爆發後,被推為和平使代表之一,卻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
熱心推展台灣美術運動,充滿正義感與理想性、熱心公益的個性,是台灣人要實踐推崇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陳 屋(1896-1947)
日治時期台灣工運領袖,戰後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228事件後,擔任台北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前往軍法處調查殺害無辜民眾的軍警人員。
228事件期間,始終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著想,被當局列為暴亂首謀殺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雷 震(1897-1979)
蔣介石時期敢於犀利批判國民黨,發文鼓吹民主自由人權,要求蔣介石不要尋求連任成為獨裁者,並提出反攻大陸無望論,結合台灣本土菁英籌組反對勢力,因而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出獄後撰寫回憶錄,保存了台灣言論自由的重要紀錄,並啟蒙了新一代的台灣民主運動。(by Nathan) 詳細介紹
楊元丁(1898-1947)
日治時期,國際聯盟拒毒會,議決禁吸鴉片,日本為保持自身利益,對台灣人仍發紅牌准吸終身。楊元丁反對此種鴉片制度;為此,日本嚴究持反對印刷傳單者,楊元丁一人擔下重責,被判囚284日。
在228事件中,由於基隆地區鬧米荒,副議長楊元丁出面交涉,卻得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官員,橫死於基隆「田寮港」。
其一生熱心助人、不畏強權、捍衛正義,堪為台灣人民建國的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陳能通(1899-1947)
淡江中學校長,將信仰貫徹於『言教、身教、心教』,於淡江中學正處228事變動盪時局,毅然負起校長重擔,因日治時期遺留之教練槍與拒建中國式涼亭得罪柯遠芬;被國府流亡政權羅織誣陷為「匪首」並「發表荒謬言論煽動學生招致流氓及青年在校舉辦軍事訓練班……。」為由逮捕失蹤至今。
男女均教權理念,一生為推廣教育無私奉獻。是教育界的牧人!(by Susan) 詳細介紹
李仁貴(1900-1947)
台北電器商人,熱心地方事務,經商成功後投入政治,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非常關心台灣社會民生問題,曾要求國民政府改革弊端及經濟改善。
然而在228事件後,因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擔任調查組長,調查六名殺人兇手,要求國民政府軍警停止濫殺無辜,卻遭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於家中被抓走遇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阮朝日(1900-1947)
為《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乃為民喉舌並批判時事的第一大報業;因應能源拮据創辦「日の丸式木炭瓦斯發生爐自動車株式會社」;於戰後組織「台灣海外青年復員促進委員會」,幫助台籍日本兵返台。上述事跡,被國府羅織「228叛亂首謀」罪名,成為228媒體界消失的菁英……
其大愛、心無疑懼、尊重女權的真民主,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王添灯(1901-1947)
228的悲劇英雄,一生貫徹理念-「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
日治時期已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台灣地方自治的實現。戰後初期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希望貢獻一己之力來建設新台灣。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除辦報廣聽人民心聲外,問政努力。
為求得人民的民主、正義,寧可得罪官員,也不得放過貪污公帑之官吏。(by Stella)詳細介紹
吳鴻麒(1901-1947)
曾任律師、法院推事,為人公正剛直、嫉惡如仇,對於官吏貪污馬虎的作風十分不以為然,因此對於貪污暴亂案件的處理十分嚴格,從不加以寬待。
公正剛直、嫉惡如仇、為公義公理的精神,是台灣人要學習傳承的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施江南(1902-1947)
京都大學醫學院博士,是日治時代第二位獲得醫學博士的台灣人。致力為台籍日本兵回台而奔走。曾擔任台北州會議員、「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228事件時,從病榻前被捉走,生死不明。
其熱愛台灣,為台灣社會盡心盡力,為公義公理犧牲奉獻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敬仰。(by Emma)詳細介紹
潘木枝(1902-1947)
任嘉義市參議員兼副議長,嘉義228事件爆發後,明知去機場很危險仍義無反顧前往談判議和,過程中勇敢直言,平時問政處事富正義感;最後卻命喪於3/25嘉義驛前。
在兒女心中是位疼惜子女、溫柔、偉大的好父親;在病患心中是位侍病如親、敬業、仁慈,甚至被當成神拜的好醫生;在市民心中是位深受市民愛戴、景仰,為民喉舌的好代表;面對暴政強權的脅迫下依然不畏懼、不妥協。
他留給妻子的遺書裡寫著,為市民而亡,身雖死猶榮…… (by Jade) 詳細介紹
宋斐如(1903-1947)
創立「人民導報」直言揭發當時陳儀政府弊端,堅持「人民第一」,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228事件期間,未激烈抗爭,但「人民導報」卻遭查封,宋斐如則被列為叛亂首要人犯,在家中遭憲兵強行帶走,一去不回。(by Nathan) 詳細介紹
林旭屏(1904-1947)
曾說:讀法律才能幫助台灣人。熱心推動農業,致力推展新品種。官職不低,為官清廉,堅決不接受餽贈。任專賣局課長時,發生228事件,他認為責任加劇,照常上班,卻被匿名投書說企圖占有公賣局,被以「田經理設宴在大上海酒家,擬請同往」為由騙出家門,被發現陳屍南港橋下,頭蓋骨骨折而死。
清廉正直、為公忘私負責的言行,為公義公理犧牲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敬仰。(by Emma) 詳細介紹
黃朝生(1904-1947)
醫界的菁英,平時關心時政、熱心公益,時常參與義診,228事件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在大逮捕中失蹤,下落不明,連屍首也找不到。
他熱心服務,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是我們要追隨傳承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林連宗(1905-1947)
日治時期,就讀中央大學二年級時,就通過行政科及司法科「雙料」高等考試。返台開業,當執業律師,為人權、公理、正義而辯。終戰後,當選第一屆參議員,對國民黨政權之貪污腐敗及壟斷操控提出強烈質詢。當選國大制憲代表時,以「制定憲法乃一國之歷史上重大之事,參加制憲代表亦是歷史上留有重大意義之人物,國大代表當要自重。」來自我期許。
豈料「憲法」卻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卻在野蠻的國民黨政權羅織罪名下把人帶走,從此消失一去不回。(by Stella) 詳細介紹
李瑞漢(1906-1947)
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對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提出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等改革意見;得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官員,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從宮前町家中,將李瑞漢兄弟及友人台灣省參議員林連宗一同帶走,竟一去不回。
其捍衛正義、仗義執言的道德勇氣,堪為台灣人民建國的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林桂端(1907-1947)
林桂端律師是留日回台的台籍法學菁英,在近代法律思潮的洗禮下,剛正不阿;在戰後漫無法紀的社會中,保護民權、伸張正義。
在國民黨政權使用特務和司法的手段干預新聞言論自由的《人民導報》筆禍事件中,挺身而出為辯護人,正義─就是伊e名。(by Susan) 詳細介紹
湯德章(1907-1947)
台日混血,一生以身為台灣人為榮,並充滿正義感,維護台灣人的權益,是台南地區相當受人敬重的律師,曾拒絕陳儀的邀情,不當貪污的中國官。
228事件後,負責維持台南地區治安,3/11,二、三十名憲警特務闖進他的住所,湯德章為保護台南菁英,一面徒手力抗拒捕,一面爭取時間將住所有關名單資料燒毀,挽救了當時許多台南的社會人士及成大學生倖免於難。
死前遭刑求遊街仍毫不畏懼微笑面對民眾。(by Nathan) 詳細介紹
Uyongu Yatauyanguna(高一生 1908-1954)
台灣鄒族音樂家,人道主義者。
以其鄒族傳統和日本師範教育接觸的西方哲學思想為背景,創作屬於台灣山林土地之歌。儘管因主張「高山自治」而遭中國殖民政權構陷貪污而被誘捕、入獄,仍寫出『春之佐保姬』來勉勵妻兒族人─不要放棄希望。
一生關心原住民經濟與前途,並在遺書中寫道: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而台灣山林仍幻化著Uyongu Yatauyanguna的歌曲,迴盪台灣人的心中傳唱。(by Rainbow) 詳細介紹
張榮宗(1908-1947)
嘉義朴子人,雖出生為富農子弟,卻相當關心勞工與農民,出任《和平日報》東石分局長,經常表現出敢於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報導。
228事件爆發,張榮宗在地方上糾集青年抗爭,率領三輛滿載民軍及裝備的車隊,由新營市出發,途中遇國府軍伏擊,當場身亡。(by Nathan) 詳細介紹
葉秋木(1908-1947)
於日本留學時期成立「台灣文化同好會」為左翼運動的健將,回台後當選屏東市參議會參議員,並被推為副議長。
228事件後擔任「228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主席,負責屏東地區的治安,為了民眾安全,親自率領群眾前往機場要求軍隊交出槍械,8日中午,屏東市實施戒嚴,進行大捕殺,葉秋木身為屏東市之意見領袖,被逮捕後,國府軍以「暴亂首謀」的罪名,割掉鼻耳及生殖器,拖出去遊街示眾,最後再予以槍殺。(by Nathan) 詳細介紹
林 界(1910-1947)
《台灣新生報》印報廠廠長、高雄苓雅區長,生性勤學,公學校畢業後不斷自我進修;本於區長的使命,於高雄壽山要塞司令部巡邏隊無故射擊、濫殺民眾時,前往與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要求停火不成,反遭槍殺,乃228政治界消失的菁英……
其無私奉獻、犧牲生命的「母雞護小雞」行為,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蕭朝金(1910-1947)
是一位虔誠基督徒,第二任高雄岡山教會牧師,本著強烈的愛鄉土、愛人的精神來牧會。三青團岡山地區負責人,228事件時,曾勸阻平息反政府行動,但仍被羅織罪名。死前拒絕下跪,堅持只跪拜上帝。鼻、耳、生殖器都被割掉,悲壯慘烈犧牲。
上帝的試煉,證道前的考驗。依靠信念、活出信念。以實踐上帝公義的道,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by Stella) 詳細介紹
陳復志(1893-1947)
在台灣當時的官僚體制中,不巴結也不奉承,也因此得罪了憲兵隊,嘉義民兵在228事件之後,死傷慘重,老婆要他逃到阿里山上,他說:「我如果不管,會死很多人。」,「我只是要出來講和的,不要擔心。」,為了嘉義民眾的安全,陳復志擔任和平使親赴水上機場談判,卻因此遭到扣押,並在七天後被綑綁遊街。
成為嘉義228事件爆發後,第一位在火車站前被公開槍決,禁止收屍的代表人物。 (by Nathan) 詳細介紹
王石定(1912-1947)
南台灣漁業鉅子,常樂善好施,為人親切,只要是慈善事業,都樂於贊助,1946年高票當選高雄市參議員。
228事件後為了阻止軍隊任意屠殺市民,參與高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然卻於開會時,遭闖入之部隊殺害,身上總共有十二個傷口,有彈孔、刺刀傷口等。(by Nathan) 詳細介紹
盧鈵欽(1912-1947)
228事件後,出面擔任處理委員收拾殘局,欲解救正被扣押的幾位和平代表團的議會同儕,最後卻讓自己成為被國民政府扣押的藉口,因為早在議會中專打擊政府不法弊案的他,早已被國民政府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他的大姊原本已為他準備逃亡的行李叫他快逃不要被抓,但他選擇不逃亡,也自認無錯,堅持留下對抗惡政。只因:「自己身為參議員,不出面解決不行。」
3/25在嘉義驛前成為他人生最後旅程、也成為暴政槍口下的冤魂。 (by Jade) 詳細介紹
吳金鍊(1913-1947)
《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對時政及社會不公現象,敢於批評、揭露,228事變時,每日大篇幅漢、日文對照,報導各地228事件消息,一生服務於報業。參與組織『台灣海外青年復員促進委員會』,照顧遭政府遺棄台籍日兵之善舉,遭國府流亡殖民政權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予以逮捕殺害。
伐暴揚善的精神……應復刻台灣人心中,矢志追隨。(by Susan) 詳細介紹
郭章垣(1914-1947)
宜蘭醫院院長。希望貢獻所學,為自己的同胞服務,面對醫院窘境,努力克服,霍亂流行時,不眠不休地工作,把病患的性命當親人看待,用同理心來尊重。228事件爆發後,從家裡被強行帶走,就地活埋,發現陳屍頭城媽祖宮前。生前留下「生離祖國 死歸祖國 生死天命 無念無想」16個字。
為人正直,重責任感,其從容就義,乃願意為台灣人民犧牲的台灣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李鎮源(1915-2001)
國際蛇毒權威。早年貢獻所學於醫界、學界,晚年投身反對運動,創立「100行動聯盟」、「醫界聯盟」與「建國黨」,積極參與公投、反核四與反對中國併吞各種活動。
生前名言:「我想以有生之年貢獻給台灣這片土地,希望眼睛尚未闔上之前能夠見到台灣獨立建國成功,這是我的夢!」……
是台灣建國的精神,生命科學的實踐家。(by Susan) 詳細介紹
許錫謙(1915-1947)
《青年報》及《青年週刊》編輯、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港支部、「228大屠殺」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召集民眾大會,並決議定調「打倒貪官污吏,台灣自治萬歲!」為口號。而後走避台北,然經遊說返回花蓮途中於南方澳附近遭埋伏的軍憲人員就地捕殺,享年僅32歲。
其熱心籌組公共事務、捍衛社會和平公義不屈服的大無畏精神,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張雲昌(1916-1947)
228事件發生時,為遲滯未歸的廠長,一肩擔起蘇澳台灣水泥廠重務及228處理委員會委員兼任秘書,遭人密告,他認為無不法行為,做事心安理得為由,拒絕走避,而慘遭殺害。
『不知道,知道也不會講!』以生命守護廣納台灣菁英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名單』,拒絕出賣同胞的張雲昌,情、義、理的表現,正是台灣硬骨精神的實踐者。(by Susan) 詳細介紹
陳智雄(1916-1963)
早年協助印尼獨立建國經驗,戰後立志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被廣為認定是最純粹殉於信念的「台灣獨立運動第一位烈士」。堅決主張「台灣話就是我的國語」「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
就義前,拒不下跪,刑前,仍高喊:「台灣獨立萬歲!台獨萬歲!台灣獨立萬歲!」(by Stella) 詳細介紹
王育霖(1919-1947)
一位打擊魔鬼的檢察官,於日本京都地方裁判所,任日本第一位台灣人檢事;終戰後回台擔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因不同流合污,在「祕密囤積糧食事件」中,捲進政治角力的濁流漩渦,成為國府的眼中釘,乃228司法界消失的菁英……
其生性耿介、公正不阿的法律人生觀,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簡錦文(1924-1947)
基隆要塞司令部任職軍醫。在動亂的年代時常行醫幫助貧苦百姓,很多人受過他的照顧。後來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名:「煽動故鄉暴動,主謀叛亂。」槍斃。家屬遍尋不到屍體,一年後曾受過幫忙的民眾不忍心才偷偷告訴家屬埋屍的地方,得以安葬。遇害時才23歲。
其熱心助人、關懷弱勢的道德勇氣,堪為台灣人精神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黃信介(1928-1999)
信介仙,台灣人的歐吉桑。黨外到民進黨的桶箍。台灣民主運動、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萬年國會的增額立委;美麗島事件特赦恢復公職;國會全面改選後元帥東征再度當選,三進三出,是立法院的第一人。向強人蔣經國的嚴厲質詢,驚動政壇,終因美麗島事件被羅織成獄。
主張自由民主是台灣走向獨立的路線,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Bian) 詳細介紹
廖中山(1934-1999)
以外省人第一代的中國人身分懺悔,提出「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上,『外省人』不該缺席」的論點,發表「認同台灣,別無祖國」的宣言;並發起穿著書有「台灣國民」衣服的運動,帶給後輩無限的震撼教育,是教育界消失的菁英……
其堅持對海洋台灣的認同與愛,是台灣建國的實踐家與先行者,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林山田(1938-2007)
台灣台南市人,致力建造台灣為民主法治和社會公義的國家而奉獻。為爭取言論自由,組「100行動聯盟」,廢除「刑法100條」;退報(聯合報)運動。為台灣建國大業,籌組建國廣場和建國黨,並任副主席。撰寫「建造自己的國家」手冊並自費發行。
一生黑白分明淡泊名利,以行動和熱情為台灣建國奠基。(by Rainbow) 詳細介紹
盧修一(1941-1998)
他說:「天下沒有什麼好事會平白掉下來,權利是爭取來的。」自小與寡母相依,不畏環境艱困奮鬥完成政治學博士。
他進入立法院後,參與多項重要法案改革,面對惡政惡法,不惜勇敢衝撞,即使生命遭受迫害、威脅,仍不改其從政的初衷。
1997年蘇貞昌參選台北縣長時,更因為他的「驚天一跪」而逆轉勝。
為完成民主建國的大志,點燃生命最後的火花,其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後人追隨的人性價值。(by Jade) 詳細介紹
陳定南(1943-2006)
曾任宜蘭縣縣長、立法委員、法務部長。在宜蘭縣用心建設令人感懷,注重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冬山河的建設更顯現他對保有大自然風貌的用心與期待,對各項公共設施建設完工時的檢驗極其嚴謹,要求盡善盡美,人稱「陳青天Mr. Clean」。曾說:如果討人喜歡與受人尊敬不能兩全,我寧願受人尊敬。
一生清白、公私分明、一介不取、以國為家,堪為全台灣國人民所崇敬之台灣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鄭南榕(1947-1989)
在戒嚴時期,勇敢的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在台灣的開展、抗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行戒嚴38年。公開主張台灣獨立,大聲說出「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1987年2月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公佈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228為和平日,是台灣建國的先驅先行者。(by Cathy) 詳細介紹
陳文成(1950-1981)
在美國求學、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研究政治理論,積極參加同鄉會、人權會,推動民主基金會,在財力上支援本土的《美麗島雜誌》,也埋下日後殉難之因。1981年7月2日上午,三名警總人員持約談傳票,從家裡把他帶走。這件事,使國際社會正式凝視國民黨的胡作非為,使美國政府果決處理校園特務的告密習性。
其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不畏強權的精神,是台灣建國的先行者。(by Cathy) 詳細介紹
228Net 信仰建國228 追思感恩台灣神
臺灣大地文教基金會網站   淨 山 活 動 ‧ 聖 山 運 動
228台灣神太上真經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信仰建國228‧追思感恩臺灣神
民主倒退、司法濫權-陳前總統司法案件說明記者會 列印 E-mail
新聞 - 新聞快報
作者 TWIMI | 獨立媒體   
20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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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3/25(週三)下午三時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A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流程:
主持、開場:陳唐山秘書長
鄭文龍律師
許惠峰教授
蔡同榮立委
金恆煒總編(代宣讀陳前總統聲明)
陳唐山秘書長主持記者提問

陳前總統國際記者會聲明稿(中英文)
民主倒退、司法濫權
09/03/25

今天是我遭到羈押的第118天,雖然馬政府剝奪了我的人身自由,國民黨政權更以延續羈押當成威脅與懲罰,企圖限制我的言論自由,但我無所畏懼,我必須挺身而出直接訴諸於國際社會,為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與公義,提出我最深沈的抗議與控訴。

我的判決已經寫好,刑期更已經確定,因為這些都不是檢察官與法官所能決定,他們都只是奉命行事,所謂的司法程序都只是「過堂的鬧劇」。在馬英九政府統治之下,台灣的民主與法治已經倒退到「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之前的黑暗時代。

我女兒曾說,從小到大,司法都在迫害我和我的家人,過了20年,司法一點都沒進步。過去的8年我曾盡心盡力的推動司法改革,但今天我不得不承認台灣的司法公義早已蕩然無存這個殘酷的事實。

去年520以後,馬英九政府迅速向中國傾斜,為了換取北京當局對國民黨政權的呵護與照顧,政黨再度輪替後,隨即對前朝政府進行無情的清算與鬥爭。我卸任總統的當天立刻被境管,不久嘉義縣陳明文和雲林縣蘇治芬兩位民進黨籍的縣長,以及前國家安全會議邱義仁秘書長等,陸續以涉嫌貪瀆的罪名被檢方羈押禁見。之後陳雲林來台,馬政府以近乎戒嚴的方式企圖隔絕群眾抗議的聲浪,但依舊無法壓制台灣人民強烈的不滿與抗爭,更暴露了國民黨政權的顢頇與無能。陳雲林離台之 後,馬政府立即進行大規模的秋後算帳,而最具體的證據就是將我強上手銬、羈押禁見,使我與外界完全隔離。

然而再多的司法程序,也掩蓋不住整個事件的本質,也就是假借司法之名,赤裸裸的以國家暴力對政敵進行鬥爭與追殺。用所謂的「反貪腐」來醜化、污名化過去民進黨政府對「台灣優先」和「台灣主體意識」的堅持。我或許是被迫害的第一人,但我相信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人。

司法貴在透明、公平、公正,正當的司法程序更是整個法治的基礎。然而,在偵查和審理我的案件時,法務部長王清峰竟接受電視專訪直接談論個案,並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公然向陳聰明檢察總長施壓,逼迫特偵組8位檢察官一字排開召開記者會,揚言扁案「辦不出來,就走人!」毫不掩飾的向執政當局表態、交心。更令人髮指的是,在王清峰部長直接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向吳敦義秘書長簡報案情進度後,特偵組與調查局立即發動大規模搜索,並開始將我辦公室的同仁一一收押禁見,直 接押人取供。去年10月29日,馬英九總統更在總統府擴大「輿情會報」中直接裁示很快就會把我關起來,相關的資訊獲得與會者的證實。11月12日,陳雲林 離台不到一個禮拜,經特偵組與地方法院長達近24個小時的連續偵訊與審理,我被裁定羈押禁見。

一個月後,12月12日特偵組將案件偵結起訴,台北地方法院以抽籤的方式將本案分由周占春審判長的合議庭審理,之後周審判長於12月13日及18日兩度將我無保釋放,但地方法院卻公然違反「法官法定原則」,透過所謂的「庭長會議」,將本案併給蔡守訓審判長所組成的合議庭審理,並於12月30日再度將我羈押迄今。

更離譜的是,蔡守訓審判長竟然於這個月3日,在羈押期限到期之前的二十幾天,直接裁定預告羈押到期後將繼續延押兩個月,這種懲罰性、報復性的裁定不但史無前例,更明白表示法官在進行實質審理前心證已成,徹底剝奪我接受公平審判的機會,台灣司法枉法、淪喪到這樣的地步,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就案情的實質而言,總統國務機要費是否具有馬英九市長特別費的性質至今尚未釐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27號解釋文,也認定總統有國家機密特權,對涉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事項的資訊可以有所保留不予揭露。而特偵組也在起訴中承認在我擔任總統期間,對國務機要費的使用,因公支出大於因公收入,完全沒有「不法所得」,但特偵組卻「硬拗」,以實際經費支用情形與出納人員私人的流水帳目不符,遂將我以貪瀆的罪名起訴。

龍潭購地案,相關證人及同案被告均表示當時在總統府所做的結論是依據與會者的共識而來,並非總統一人之意。所有的人也表示總統完全不知道有錢的事情,證明我沒有收賄的犯意更沒有收賄的犯行,特偵組竟將部分證人的證詞移花接木,就此認定我涉及貪瀆,根本是胡亂攀誣與惡意栽贓。

至於洗錢案,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政治獻金是台灣的選舉文化中所有政治人物不能公開的秘密,幾乎所有的參選人沒有一人是據實申報選舉經費。但不能因為制度的不周延,只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別人的政治獻金就是獻金,而我的政治獻金就是勒索、貪污。

我絕對不是貪財愛錢之輩,民進黨沒有黨產和黨營事業,過去8年擔任總統期間,我竭盡全力為黨和有需要的同志募款,前後6次重要的選舉,我捐給民進黨、黨所提名的候選人,甚至政治盟友,總金額超過13億新台幣,可以說我所能支配的經費全部都捐了出去。

我承認有部分的選舉結餘款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我的夫人私自匯到海外,但不能因此認定這些資金就是不法所得,相關的轉匯行為就是在洗錢。政治獻金是所有政治人物的歷史共業,絕對不會因為把全部的罪惡推到陳水扁一人身上就能獲得解決。我願意將我的政治獻金完全攤在陽光下接受最嚴格的檢視,但我認為部分朝野所有的政治獻金,尤其是國民黨的黨產,也要用相同標準來檢驗。如果只是針對陳水扁一人或民進黨一黨,那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追殺與迫害。

去年的520到今天的325,不過才短短10個月,但卻彷如隔世。不過換了個總統,台灣過去所自豪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社會公義,完全走了樣,變了調。律師站出來仗義執言,法務部就可以把律師移送懲戒;法官裁定無保釋放,可以立即違憲換法官接手辦案;特偵組的偵訊充滿了威脅利誘、串證套供,竟然還要修法不准將檢察官違法偵訊的過程公諸於世。在國民黨一黨專政與國共聯手的陰影下,台灣的司法成為政治打壓與迫害的工具,只要願意配合執政當局,犯下再嚴重的罪行都能「網開一面」;如果膽敢挑戰馬政府的權威,司法的枷鎖、刑罰的腳鐐隨時都可能惹禍上身。一個「反台親中、化獨促統」的新威權體制正逐漸形成,但這絕對不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所願承受的宿命。

過去面對戒嚴統治、白色恐怖和大中國意識型態的壓迫與荼毒,我們從不曾畏懼。威權獨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內心的恐懼與限縮。當一個人倒下去、一個人被囚禁,但有十個人、一百個人站起來、站出來,任何的不公不義都將應聲而倒。我今天在此提出最深沈的抗議與控訴,不是為我一個人喊冤,因為我已經有所覺悟。但為了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與公義,更為了台灣的獨立自主,我不得不堅定發聲,不得不大聲吶喊,我願意竭盡一己之心力,不斷奮鬥抗爭,直到公平、正義再次引領台灣人民走向更光明的前途與未來。
陳水扁 2009/3/25

Statement by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March 25, 2009

(translation)
I have been detained for 118 days now. My personal freedom has been taken away by Ma Ying-jeou’s administration. The KMT government, attempting to cage my freedom of expression, has used detention as a mean to threaten and punish me. Yet I remain unafraid. I must stand tall and appeal to the world. I must protest and tell my story for the sake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in Taiwan. I believe that the verdict in my case was prepared long in advance and that my sentence has already been determined since such decisions are not really up to the prosecutors and judges who are merely following orders.

The so-called “judicial procedure” is merely a theatrical play, nothing more than a farce. Under the Ma administration, we have seen a regress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t seems that we are now back in the dark age before the 1979 Kaohsiung Incident.

My daughter once said that since she was little, my family and I have been subject to persecution of Taiwan’s judiciary.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yet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I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promote judicial reform. However, today, I must admit the harsh reality that judicial fairness is almost non-existent in Taiwan.

After taking office last May 20, Ma’s government has rapidly tilted to China’s side. In order to gain favors and protection from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the KMT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n all-out purge and cleansing against former DPP administration.

For example, on the very same day I stepped down from the presidency, I was banned from overseas travel.

Secondly, soon afterwards, thre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politicians, Chiayi County Magistrate Chen Ming-wen, Yunlin County Magistrate Su Chih-fen and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ary-general Chiou I-jen were detained incommunicado for suspicion of corruption.

Thirdly, in November last year, when Chinese envoy Chen Yunlin visited Taiwan, Ma’s administration employed martial-law-like methods to suppress protests from the people.

However, such attempts failed to contain the discontent and resentment of the people and the KMT’s handling of the protests only exposed its own weaknesses and incompetence. After Chen Yunlin left Taiwan, Ma’s administration immediately began to settle accounts with those “dissidents.”

The best example is the decision to put me in handcuffs, hold me in continuous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and isolate me from the world.

Nonetheless, all the apparent “due judicial process” could not hide the core of the matter, that is, the disguised use of state violence to purge and wipe out KMT’s enemies and the use of the banner of “anti-corruption” to disgrace and slander the DPP administration’s insistence on the values of “Taiwan First” and “Taiwan-centric consciousness”. I may be the first one to be targeted, but I will certainly not be the last.

The judiciary must remain transparent, impartial and just. Due proces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However, we have seen repeated violations against such principl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deliberation of my cases.

First, Justice Minister Wang Ching-feng openly discussed my cases during a television interview while my cases were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Second, during a legislative session, Minister Wang openly exerted pressure on Prosecutor General Chen Tsong-ming, thus forcing the Special Prosecutors Office’s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SID) chief and spokesman Chen Yun-nan to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during which all eight SID prosecutors vowed to quit their jobs should they fail to conclude the ca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2008).

Third, even worse, after Justice Minister Wang inappropriately went to the KMT headquarters to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my cases to KMT Secretary General and Legislator Wu Tun-yi, SID prosecutors and the Ministry of Jus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MJIB) launched large-scale search actions and arrested some of my former colleagues and staff members one after the other. Detention of these people made it easier for SID to extort confessions.

Fourth, in addition, on October 29 of last year, President Ma Ying-jeou gave instructions regarding my detention during an internal meeting i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n November 12, 2008, less than a week after Chinese envoy Chen Yunlin left Taiwan, I was handcuffed and was placed under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after nearly 24 hours of interrogation by SID prosecutors and deliberations by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A month later, on December 12, 2008, I was indicted.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used a system of random selection by lots that choose Judge Chou Chan-chuen to preside over my cases. Judge Chou then ruled that I should be released without bail on December 13 and again on December 18 despite appeals by SID prosecutors.

Afterward,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decided arbitrarily to transfer my cases to Judge Tsai Shou-hsun. (Tsai was in charge of the alleged state affairs funds embezzlement against former first lady Wu Shu-jen in late 2006.) Such a midstream change of judges is an open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utomatic distribution of cases which is crucial to prevent external interference in the judiciary through the “hand-picking” of cases to judges that can easily lead to irregularities.

On March 3, 2009, twenty days before my detention period ends, Judge Tsai Shou-hsun ruled that my period of detention should be extended for another two months. Such a retributive and punitive ruling is not only unprecedented, but also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presiding judges have already formulated their opinion before the trial has even taken place.

This decision has also deprived me of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 fair trial. It is terrifying to see such happenings in our judicial system.

Regarding the presidential state affairs funds case, it is still under debate whether state affairs funds are similar in nature to the special funds of mayors and other executive chief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al agencies. According to Interpretation 627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the President is entitled to the privilege of state secrecy, namely, the President can reserve and keep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indictment filed by the SID stated that during my presidency, my state affairs funds expenditure exceeded what was given to me. Hence, there was no “unlawful gain.” However, the SID distorted the truth by insisting that the actual expenses did not match with what had been listed by my bookkeeper and therefore charged me with the criminal offense of embezzlement.

In terms of the Longtan acquisition case, witnesses and the other defendants have all stated that the final decision on the land acquisition was made based on the consensus reached at a meeting i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t was not a decision made by the President alone.

All of them also stated that the President was not aware of the money issue involved. Their testimony proved that I had no intention to receive money and did not commit the crime of accepting a bribe. However, the SID prosecutors have selectively chose and arranged testimonies to conclude that I was involved in corruption. These are groundless accusations and fabrications.

The money laundering case is a matter of trumping up a charge. In Taiwan’s election cultur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has long been a sensitive issue amongst all politicians and a Pandora box that could not be opened because nearly all election candidates have failed to honestly declare the campaign contributions they have received or spent.

This situation has long been a grave innate flaw in our political system that must be corrected.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flaw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means for political attacks and the purging of political opponents. How could it be that, on the one hand,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to some candidates are considered to be simply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while contributions to other candidates (such as myself) are seen as bribery or funds obtained through blackmail?!

I am not the type of person who covets money. Unlik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does not own any assets or own or operate enterprises and therefore has to fend for itself through fund-raising. During my eight years as president, I have raised funds for my party and fellow members who needed financial support in six important elections. The amount of money I have donated to the DPP, its election candidates and even political allies exceeded NT$ 1.3 billion. I have donated almost all the funds that I could.

I acknowledge that some of the election funds left over from my campaigns were transferred overseas by my wife without my knowledge. However, this fact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funds were acquired illegally or that the transfer of such funds overseas constituted criminal offense of money laundering.

The issue of handling political contribution has been a common historical burden for all politicians in Taiwan. It will not be resolved simply by placing all the blame on me. I am willing to open up to public scrutiny all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 I have received and I also demand the same standard be applied to all politicians, irrespective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 Above all, the KMT’s party asset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same scrutiny. Only requiring the DPP or myself to meet such standard would constitute nothing more than a political attack and persecution. It has been merely 10 months since I left office last year, yet it seems that the world has turned upside down.

The change of presidency has brought about the regression of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ress) and social justice that once we were so proud of. For example, when my defense lawyer expressed different opinions and helped convey my messages, the Justice Ministry took actions to intimidate him by asking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and Taipei Bar Association to investigate whether he had violated the lawyer code of ethics.

Second, when Judge Chou ruled that I should be released without bail, un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ere made immediately to change judges. Third,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rogation and questioning, SID prosecutors threatened and coerced witnesses and defendants into making confessions. To cover up these actions, they even demanded revision of regulations to restrict the public disclosure of the interrogation sessions.

Under the shadow of KMT one-party rule and a common stance on the part of the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judicial system in Taiwan has become a mere tool for political su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If one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authorities, even when one commits heinous crimes, “special leeway can be granted.” However, if one dares to challenge the Ma administration, then the shackles and handcuffs are ready for use.

We are witness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o-authoritarian regime, one that is “anti-Taiwan and pro-China and opposes independence and promotes unification.” This is certainly NOT the kind of fate that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desire. In the past, in the face of the suppression and brutality of martial law, dictatorship,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great China” ideology, the people of Taiwan stood tall and brave. Authoritarianism and dictatorship can not frighten us. What we should dread most is the fear and self-restraints or self-censorship that we place inside our hearts. When one individual falls down and becomes imprisoned, if ten, one hundred or even more people are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his or her defense, then any form of injustice can be corrected.

My protests and accusations are not just for my own benefit as I know my suffering is inevitable. I call out to the world, loud and clear, for the sake of preserving our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for the sake of defending Taiwan’s independence, for the sake of ensuring that our 23 million people can be the true masters of our country and for the sake of safeguarding our rights to decide our own destiny.

I will continue to fight this battle, until justice and fairness prevail and become the guiding forces to lea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to a brighter and more promising future. [END]

Source: TWIMI | 獨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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