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生(1887-1947)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致力鑽研台灣教育制度與推廣台灣文化,乃『台灣文化協會』核心人物,創辦『民報』,中立、公正,批評時弊無畏無懼。被陳儀誣控「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強力接收台灣大學;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為由,私刑秘密殺害!!
他要台灣人永遠保存自己的風格與文化─堪稱生命哲學教育家。(by Susan) 詳細介紹
八田與一(1886-1942)
「嘉南大圳之父」。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踐者,是人道關懷者,把台灣人的生存,當成自己的責任,若非極大的毅力,無法完成此艱苦的工程─烏山頭水庫,賣命也要完成任務,是八田與一的精神。
其全家人生命,與台灣結合為一體的意志,是要建國的台灣人必須學習的地方。
有情有義的台灣人,要追思此位真正利民、福台的台灣神。(by Dr. yang ,Emma整理) 詳細介紹
張七郎(1888-1947)
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花蓮仁壽醫院創辦人。在當時「縣市長民選」的政策下,以高票獲選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引起官府的注意,成為不幸的禍根。父子三人(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被羅織「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等罪名,遭受凌虐酷刑,一家三人不明不白地冤死。
生前濟世助人,卻死於雙手沾滿血腥的國軍…乃228醫界消失的菁英。
其父子博愛濟眾、仁心仁術之大愛醫德,視治病如治理國政般的用心,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黃 賜(1891-1947)
勞工運動的先驅,他所領導的罷工事件,以1927年高雄淺野水泥廠罷工事件最著名。228事件爆發後,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被以機槍掃射,喪命於亂槍之下!
帶頭為基層弱勢勞工爭取權益,為公義、公理,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是台灣人要效法傳承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陳 炘(1893-1947)
台灣金融界先驅者、「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創辦人,留學於日本慶應大學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學。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拓展,為對抗日人消滅民族意識之文化侵略及對台金融經濟壓力,籌組台人資本獨立發展之金融機構。
228大屠殺發生期間,因損及浙江財閥利益,被國府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乃228金融界消失的菁英……
其熱愛鄉土、力圖抵抗的堅持行動力,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黃媽典(1893-1947)
行醫於嘉義朴子家鄉德壽醫院,懸壺濟世,救人無數,有卓越拔群醫術。28歲時被任命為朴子街的街長,任內他興建自來水廠、街役場、內厝大橋、朴子小學、朴子女子公學校等等,政績遍及衛生、交通、教育、商業、水利、為朴子市奠下了日後發展的宏圖。數年後更赴任檢疫委員;當時台灣發生轟動國際之瘟疫,常不顧生命危險,遏止惡性鼠疫蔓延,犧牲奉獻心力。
228事件後卻以「暴亂首要份子」之罪,遭軍隊毒打遊街示眾後,在新營圓環槍斃。 (by Nathan) 詳細介紹
賴 和(1894-1943)
賴和,台灣新文學先覺者。
初習醫,執業彰化,人稱「彰化媽祖」。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投入文化抵抗外來殖民與啟蒙台人思想。
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犧牲,藉詩聲援二林事件蔗農;小說創作「一桿秤仔」道盡台人追求公平正義的抵抗和犧牲。
一生行醫為文,啟迪後進。其詩句「勇士當為義鬥爭」正如斯人的覺悟與反殖民實踐,堪為台灣人建國精神標竿。(by Rainbow) 詳細介紹
徐春卿(1895-1947)
台北市參議員,勇於揭發弊端,保障人權,批評政府,又因反對日產廉售浙江財閥,得罪陳儀當局。
228事件後,擔任台北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友人勸他暫時躲避,他自認沒作虧心事,想出力維持當時社會秩序,卻被當局列為暴亂首謀,遭到逮捕殺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陳澄波(1895-1947)
他,是油彩的化身,畫筆似劍,揮灑出氣勢磅礡的繪畫世界。畫作〈嘉義街外〉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是台灣第一人。為台灣美術運動揭開序幕,繪畫燃燒著他高昂的生命。
228事件爆發後,被推為和平使代表之一,卻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
熱心推展台灣美術運動,充滿正義感與理想性、熱心公益的個性,是台灣人要實踐推崇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陳 屋(1896-1947)
日治時期台灣工運領袖,戰後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228事件後,擔任台北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前往軍法處調查殺害無辜民眾的軍警人員。
228事件期間,始終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著想,被當局列為暴亂首謀殺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雷 震(1897-1979)
蔣介石時期敢於犀利批判國民黨,發文鼓吹民主自由人權,要求蔣介石不要尋求連任成為獨裁者,並提出反攻大陸無望論,結合台灣本土菁英籌組反對勢力,因而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出獄後撰寫回憶錄,保存了台灣言論自由的重要紀錄,並啟蒙了新一代的台灣民主運動。(by Nathan) 詳細介紹
楊元丁(1898-1947)
日治時期,國際聯盟拒毒會,議決禁吸鴉片,日本為保持自身利益,對台灣人仍發紅牌准吸終身。楊元丁反對此種鴉片制度;為此,日本嚴究持反對印刷傳單者,楊元丁一人擔下重責,被判囚284日。
在228事件中,由於基隆地區鬧米荒,副議長楊元丁出面交涉,卻得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官員,橫死於基隆「田寮港」。
其一生熱心助人、不畏強權、捍衛正義,堪為台灣人民建國的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陳能通(1899-1947)
淡江中學校長,將信仰貫徹於『言教、身教、心教』,於淡江中學正處228事變動盪時局,毅然負起校長重擔,因日治時期遺留之教練槍與拒建中國式涼亭得罪柯遠芬;被國府流亡政權羅織誣陷為「匪首」並「發表荒謬言論煽動學生招致流氓及青年在校舉辦軍事訓練班……。」為由逮捕失蹤至今。
男女均教權理念,一生為推廣教育無私奉獻。是教育界的牧人!(by Susan) 詳細介紹
李仁貴(1900-1947)
台北電器商人,熱心地方事務,經商成功後投入政治,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非常關心台灣社會民生問題,曾要求國民政府改革弊端及經濟改善。
然而在228事件後,因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擔任調查組長,調查六名殺人兇手,要求國民政府軍警停止濫殺無辜,卻遭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於家中被抓走遇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阮朝日(1900-1947)
為《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乃為民喉舌並批判時事的第一大報業;因應能源拮据創辦「日の丸式木炭瓦斯發生爐自動車株式會社」;於戰後組織「台灣海外青年復員促進委員會」,幫助台籍日本兵返台。上述事跡,被國府羅織「228叛亂首謀」罪名,成為228媒體界消失的菁英……
其大愛、心無疑懼、尊重女權的真民主,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王添灯(1901-1947)
228的悲劇英雄,一生貫徹理念-「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
日治時期已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台灣地方自治的實現。戰後初期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希望貢獻一己之力來建設新台灣。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除辦報廣聽人民心聲外,問政努力。
為求得人民的民主、正義,寧可得罪官員,也不得放過貪污公帑之官吏。(by Stella)詳細介紹
吳鴻麒(1901-1947)
曾任律師、法院推事,為人公正剛直、嫉惡如仇,對於官吏貪污馬虎的作風十分不以為然,因此對於貪污暴亂案件的處理十分嚴格,從不加以寬待。
公正剛直、嫉惡如仇、為公義公理的精神,是台灣人要學習傳承的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施江南(1902-1947)
京都大學醫學院博士,是日治時代第二位獲得醫學博士的台灣人。致力為台籍日本兵回台而奔走。曾擔任台北州會議員、「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228事件時,從病榻前被捉走,生死不明。
其熱愛台灣,為台灣社會盡心盡力,為公義公理犧牲奉獻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敬仰。(by Emma)詳細介紹
潘木枝(1902-1947)
任嘉義市參議員兼副議長,嘉義228事件爆發後,明知去機場很危險仍義無反顧前往談判議和,過程中勇敢直言,平時問政處事富正義感;最後卻命喪於3/25嘉義驛前。
在兒女心中是位疼惜子女、溫柔、偉大的好父親;在病患心中是位侍病如親、敬業、仁慈,甚至被當成神拜的好醫生;在市民心中是位深受市民愛戴、景仰,為民喉舌的好代表;面對暴政強權的脅迫下依然不畏懼、不妥協。
他留給妻子的遺書裡寫著,為市民而亡,身雖死猶榮…… (by Jade) 詳細介紹
宋斐如(1903-1947)
創立「人民導報」直言揭發當時陳儀政府弊端,堅持「人民第一」,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228事件期間,未激烈抗爭,但「人民導報」卻遭查封,宋斐如則被列為叛亂首要人犯,在家中遭憲兵強行帶走,一去不回。(by Nathan) 詳細介紹
林旭屏(1904-1947)
曾說:讀法律才能幫助台灣人。熱心推動農業,致力推展新品種。官職不低,為官清廉,堅決不接受餽贈。任專賣局課長時,發生228事件,他認為責任加劇,照常上班,卻被匿名投書說企圖占有公賣局,被以「田經理設宴在大上海酒家,擬請同往」為由騙出家門,被發現陳屍南港橋下,頭蓋骨骨折而死。
清廉正直、為公忘私負責的言行,為公義公理犧牲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敬仰。(by Emma) 詳細介紹
黃朝生(1904-1947)
醫界的菁英,平時關心時政、熱心公益,時常參與義診,228事件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在大逮捕中失蹤,下落不明,連屍首也找不到。
他熱心服務,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是我們要追隨傳承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林連宗(1905-1947)
日治時期,就讀中央大學二年級時,就通過行政科及司法科「雙料」高等考試。返台開業,當執業律師,為人權、公理、正義而辯。終戰後,當選第一屆參議員,對國民黨政權之貪污腐敗及壟斷操控提出強烈質詢。當選國大制憲代表時,以「制定憲法乃一國之歷史上重大之事,參加制憲代表亦是歷史上留有重大意義之人物,國大代表當要自重。」來自我期許。
豈料「憲法」卻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卻在野蠻的國民黨政權羅織罪名下把人帶走,從此消失一去不回。(by Stella) 詳細介紹
李瑞漢(1906-1947)
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對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提出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等改革意見;得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官員,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從宮前町家中,將李瑞漢兄弟及友人台灣省參議員林連宗一同帶走,竟一去不回。
其捍衛正義、仗義執言的道德勇氣,堪為台灣人民建國的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林桂端(1907-1947)
林桂端律師是留日回台的台籍法學菁英,在近代法律思潮的洗禮下,剛正不阿;在戰後漫無法紀的社會中,保護民權、伸張正義。
在國民黨政權使用特務和司法的手段干預新聞言論自由的《人民導報》筆禍事件中,挺身而出為辯護人,正義─就是伊e名。(by Susan) 詳細介紹
湯德章(1907-1947)
台日混血,一生以身為台灣人為榮,並充滿正義感,維護台灣人的權益,是台南地區相當受人敬重的律師,曾拒絕陳儀的邀情,不當貪污的中國官。
228事件後,負責維持台南地區治安,3/11,二、三十名憲警特務闖進他的住所,湯德章為保護台南菁英,一面徒手力抗拒捕,一面爭取時間將住所有關名單資料燒毀,挽救了當時許多台南的社會人士及成大學生倖免於難。
死前遭刑求遊街仍毫不畏懼微笑面對民眾。(by Nathan) 詳細介紹
Uyongu Yatauyanguna(高一生 1908-1954)
台灣鄒族音樂家,人道主義者。
以其鄒族傳統和日本師範教育接觸的西方哲學思想為背景,創作屬於台灣山林土地之歌。儘管因主張「高山自治」而遭中國殖民政權構陷貪污而被誘捕、入獄,仍寫出『春之佐保姬』來勉勵妻兒族人─不要放棄希望。
一生關心原住民經濟與前途,並在遺書中寫道: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而台灣山林仍幻化著Uyongu Yatauyanguna的歌曲,迴盪台灣人的心中傳唱。(by Rainbow) 詳細介紹
張榮宗(1908-1947)
嘉義朴子人,雖出生為富農子弟,卻相當關心勞工與農民,出任《和平日報》東石分局長,經常表現出敢於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報導。
228事件爆發,張榮宗在地方上糾集青年抗爭,率領三輛滿載民軍及裝備的車隊,由新營市出發,途中遇國府軍伏擊,當場身亡。(by Nathan) 詳細介紹
葉秋木(1908-1947)
於日本留學時期成立「台灣文化同好會」為左翼運動的健將,回台後當選屏東市參議會參議員,並被推為副議長。
228事件後擔任「228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主席,負責屏東地區的治安,為了民眾安全,親自率領群眾前往機場要求軍隊交出槍械,8日中午,屏東市實施戒嚴,進行大捕殺,葉秋木身為屏東市之意見領袖,被逮捕後,國府軍以「暴亂首謀」的罪名,割掉鼻耳及生殖器,拖出去遊街示眾,最後再予以槍殺。(by Nathan) 詳細介紹
林 界(1910-1947)
《台灣新生報》印報廠廠長、高雄苓雅區長,生性勤學,公學校畢業後不斷自我進修;本於區長的使命,於高雄壽山要塞司令部巡邏隊無故射擊、濫殺民眾時,前往與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要求停火不成,反遭槍殺,乃228政治界消失的菁英……
其無私奉獻、犧牲生命的「母雞護小雞」行為,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蕭朝金(1910-1947)
是一位虔誠基督徒,第二任高雄岡山教會牧師,本著強烈的愛鄉土、愛人的精神來牧會。三青團岡山地區負責人,228事件時,曾勸阻平息反政府行動,但仍被羅織罪名。死前拒絕下跪,堅持只跪拜上帝。鼻、耳、生殖器都被割掉,悲壯慘烈犧牲。
上帝的試煉,證道前的考驗。依靠信念、活出信念。以實踐上帝公義的道,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by Stella) 詳細介紹
陳復志(1893-1947)
在台灣當時的官僚體制中,不巴結也不奉承,也因此得罪了憲兵隊,嘉義民兵在228事件之後,死傷慘重,老婆要他逃到阿里山上,他說:「我如果不管,會死很多人。」,「我只是要出來講和的,不要擔心。」,為了嘉義民眾的安全,陳復志擔任和平使親赴水上機場談判,卻因此遭到扣押,並在七天後被綑綁遊街。
成為嘉義228事件爆發後,第一位在火車站前被公開槍決,禁止收屍的代表人物。 (by Nathan) 詳細介紹
王石定(1912-1947)
南台灣漁業鉅子,常樂善好施,為人親切,只要是慈善事業,都樂於贊助,1946年高票當選高雄市參議員。
228事件後為了阻止軍隊任意屠殺市民,參與高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然卻於開會時,遭闖入之部隊殺害,身上總共有十二個傷口,有彈孔、刺刀傷口等。(by Nathan) 詳細介紹
盧鈵欽(1912-1947)
228事件後,出面擔任處理委員收拾殘局,欲解救正被扣押的幾位和平代表團的議會同儕,最後卻讓自己成為被國民政府扣押的藉口,因為早在議會中專打擊政府不法弊案的他,早已被國民政府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他的大姊原本已為他準備逃亡的行李叫他快逃不要被抓,但他選擇不逃亡,也自認無錯,堅持留下對抗惡政。只因:「自己身為參議員,不出面解決不行。」
3/25在嘉義驛前成為他人生最後旅程、也成為暴政槍口下的冤魂。 (by Jade) 詳細介紹
吳金鍊(1913-1947)
《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對時政及社會不公現象,敢於批評、揭露,228事變時,每日大篇幅漢、日文對照,報導各地228事件消息,一生服務於報業。參與組織『台灣海外青年復員促進委員會』,照顧遭政府遺棄台籍日兵之善舉,遭國府流亡殖民政權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予以逮捕殺害。
伐暴揚善的精神……應復刻台灣人心中,矢志追隨。(by Susan) 詳細介紹
郭章垣(1914-1947)
宜蘭醫院院長。希望貢獻所學,為自己的同胞服務,面對醫院窘境,努力克服,霍亂流行時,不眠不休地工作,把病患的性命當親人看待,用同理心來尊重。228事件爆發後,從家裡被強行帶走,就地活埋,發現陳屍頭城媽祖宮前。生前留下「生離祖國 死歸祖國 生死天命 無念無想」16個字。
為人正直,重責任感,其從容就義,乃願意為台灣人民犧牲的台灣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李鎮源(1915-2001)
國際蛇毒權威。早年貢獻所學於醫界、學界,晚年投身反對運動,創立「100行動聯盟」、「醫界聯盟」與「建國黨」,積極參與公投、反核四與反對中國併吞各種活動。
生前名言:「我想以有生之年貢獻給台灣這片土地,希望眼睛尚未闔上之前能夠見到台灣獨立建國成功,這是我的夢!」……
是台灣建國的精神,生命科學的實踐家。(by Susan) 詳細介紹
許錫謙(1915-1947)
《青年報》及《青年週刊》編輯、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港支部、「228大屠殺」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召集民眾大會,並決議定調「打倒貪官污吏,台灣自治萬歲!」為口號。而後走避台北,然經遊說返回花蓮途中於南方澳附近遭埋伏的軍憲人員就地捕殺,享年僅32歲。
其熱心籌組公共事務、捍衛社會和平公義不屈服的大無畏精神,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張雲昌(1916-1947)
228事件發生時,為遲滯未歸的廠長,一肩擔起蘇澳台灣水泥廠重務及228處理委員會委員兼任秘書,遭人密告,他認為無不法行為,做事心安理得為由,拒絕走避,而慘遭殺害。
『不知道,知道也不會講!』以生命守護廣納台灣菁英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名單』,拒絕出賣同胞的張雲昌,情、義、理的表現,正是台灣硬骨精神的實踐者。(by Susan) 詳細介紹
陳智雄(1916-1963)
早年協助印尼獨立建國經驗,戰後立志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被廣為認定是最純粹殉於信念的「台灣獨立運動第一位烈士」。堅決主張「台灣話就是我的國語」「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
就義前,拒不下跪,刑前,仍高喊:「台灣獨立萬歲!台獨萬歲!台灣獨立萬歲!」(by Stella) 詳細介紹
王育霖(1919-1947)
一位打擊魔鬼的檢察官,於日本京都地方裁判所,任日本第一位台灣人檢事;終戰後回台擔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因不同流合污,在「祕密囤積糧食事件」中,捲進政治角力的濁流漩渦,成為國府的眼中釘,乃228司法界消失的菁英……
其生性耿介、公正不阿的法律人生觀,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簡錦文(1924-1947)
基隆要塞司令部任職軍醫。在動亂的年代時常行醫幫助貧苦百姓,很多人受過他的照顧。後來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名:「煽動故鄉暴動,主謀叛亂。」槍斃。家屬遍尋不到屍體,一年後曾受過幫忙的民眾不忍心才偷偷告訴家屬埋屍的地方,得以安葬。遇害時才23歲。
其熱心助人、關懷弱勢的道德勇氣,堪為台灣人精神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黃信介(1928-1999)
信介仙,台灣人的歐吉桑。黨外到民進黨的桶箍。台灣民主運動、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萬年國會的增額立委;美麗島事件特赦恢復公職;國會全面改選後元帥東征再度當選,三進三出,是立法院的第一人。向強人蔣經國的嚴厲質詢,驚動政壇,終因美麗島事件被羅織成獄。
主張自由民主是台灣走向獨立的路線,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Bian) 詳細介紹
廖中山(1934-1999)
以外省人第一代的中國人身分懺悔,提出「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上,『外省人』不該缺席」的論點,發表「認同台灣,別無祖國」的宣言;並發起穿著書有「台灣國民」衣服的運動,帶給後輩無限的震撼教育,是教育界消失的菁英……
其堅持對海洋台灣的認同與愛,是台灣建國的實踐家與先行者,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林山田(1938-2007)
台灣台南市人,致力建造台灣為民主法治和社會公義的國家而奉獻。為爭取言論自由,組「100行動聯盟」,廢除「刑法100條」;退報(聯合報)運動。為台灣建國大業,籌組建國廣場和建國黨,並任副主席。撰寫「建造自己的國家」手冊並自費發行。
一生黑白分明淡泊名利,以行動和熱情為台灣建國奠基。(by Rainbow) 詳細介紹
盧修一(1941-1998)
他說:「天下沒有什麼好事會平白掉下來,權利是爭取來的。」自小與寡母相依,不畏環境艱困奮鬥完成政治學博士。
他進入立法院後,參與多項重要法案改革,面對惡政惡法,不惜勇敢衝撞,即使生命遭受迫害、威脅,仍不改其從政的初衷。
1997年蘇貞昌參選台北縣長時,更因為他的「驚天一跪」而逆轉勝。
為完成民主建國的大志,點燃生命最後的火花,其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後人追隨的人性價值。(by Jade) 詳細介紹
陳定南(1943-2006)
曾任宜蘭縣縣長、立法委員、法務部長。在宜蘭縣用心建設令人感懷,注重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冬山河的建設更顯現他對保有大自然風貌的用心與期待,對各項公共設施建設完工時的檢驗極其嚴謹,要求盡善盡美,人稱「陳青天Mr. Clean」。曾說:如果討人喜歡與受人尊敬不能兩全,我寧願受人尊敬。
一生清白、公私分明、一介不取、以國為家,堪為全台灣國人民所崇敬之台灣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鄭南榕(1947-1989)
在戒嚴時期,勇敢的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在台灣的開展、抗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行戒嚴38年。公開主張台灣獨立,大聲說出「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1987年2月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公佈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228為和平日,是台灣建國的先驅先行者。(by Cathy) 詳細介紹
陳文成(1950-1981)
在美國求學、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研究政治理論,積極參加同鄉會、人權會,推動民主基金會,在財力上支援本土的《美麗島雜誌》,也埋下日後殉難之因。1981年7月2日上午,三名警總人員持約談傳票,從家裡把他帶走。這件事,使國際社會正式凝視國民黨的胡作非為,使美國政府果決處理校園特務的告密習性。
其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不畏強權的精神,是台灣建國的先行者。(by Cathy) 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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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西藏問題真相與洗腦 列印 E-mail
不吐不快 - 大家一起來
作者 曹長青   
2008-03-18
【大紀元3月18日訊】

一、中國人怎樣被洗腦
二、西藏問題的真相
三、怎樣消除藏漢兩族的仇恨



西藏問題,不僅是一個少數民族政策問題,也不僅僅是西藏是否獨立的問題,它關係到以甚麼價值作為建立將來民主中國的根本原則。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視為最高價值,中國人無法建立起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也不會圓滿解決民族衝突和領土爭端。


一、中國人怎樣被洗腦


為甚麼很多中國人談到西藏問題時有這麼強烈的民族情緒和大國沙文主義意識?主要是因為在共產黨長期單一性的灌輸中,人們對西藏的思維已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轉向了同一個軌道。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中國大陸,政府統治著出版,即統治著對歷史的解釋。


這樣的專制社會,歷史真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歷史的解釋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連中共西藏問題權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寫書是「為了鬥爭的需要,」是「組織上」安排他寫。牙含章的表白,說出了中共建政後出版的所有關於西藏問題書籍的基本特徵:歷史事實要服從政府宣傳。


即使近年大陸出版的西藏書籍,仍然延續著這種宣傳企圖。1993年5月,北京華僑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萬字的《西藏風雲紀實》,該書極力歌頌中共給藏人帶來了「人間天堂」。例如,對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車,該書誇張道:「整個世界都震驚了,整個人類都發生了某種意義上的傾斜,整個世界都把目光驟然投向古老世界的東方之巔。」[3]而對1959年中共所謂「平亂」,屠殺了八萬多藏人的暴行,該書卻稱為「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間天堂出現在西藏人的眼前。」「西藏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真是人間奇蹟。」[4]


恐懼不同聲音


中國人就是在這樣單一的具有強烈宣傳企圖的書籍中,得到關於西藏的知識。而西方學者和流亡藏人學者對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觀點,在中國出版都是極為困難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國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記》,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他用了四年時間,在美國和印度採訪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見證人,以及達賴喇嘛本人,寫成了三十萬字的專著。該書受到廣泛好評。《洛杉磯時報》稱「艾夫唐詳細敘述的真實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傳遞的雙重資訊——被中共鎮壓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無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來最具意義的報導文學。」《華盛頓郵報》評論這是「一本擲地有聲的書,如果你有一顆關切這個時代的正在掙扎的靈魂,此書不可不讀。」


據後來台灣慧炬出版社重印此書的說明,該書在拉薩被搶購一空,其內容成為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話題,拉薩的幾乎所有大學生都讀了這本書,他們認為從此書得知了西藏的真實歷史。但該書出版不久,就被當局強令停止發行,並收繳已售出的版本。中共當局在「緊急通知」中說,此書的公開發行是「工作中的失誤」。[6]


如果中國政府出版的關於西藏的書籍是真實的,應該不恐懼不同聲音的挑戰。而中共當局封鎖一切非官方觀點的書籍,包括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出版,只能說明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宣傳是謊言,因為真實是不怕比較的。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洗腦,中國人頭腦裏關於西藏的知識,全是政府灌輸的觀點。而中國人歷史性的「大一統」情結,又為接受這樣的西藏觀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謊言


這種政府宣傳在中國人的頭腦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幹部,最近來紐約辦事時順便來看我。我將一本十四世達賴喇嘛談人生的書《慈悲與個人》中譯本送給了她。她驚訝地指著書的封面上的達賴喇嘛頭像說,「他的微笑是多麼真誠、慈愛!」她說以前從未見過達賴喇嘛的頭像,聽到的政府宣傳都是「達賴分裂叛國」等等,她腦中能想像到的達賴喇嘛是一個兇狠的壞人形象。達賴喇嘛的這本書所闡述的愛、慈悲和承擔人類責任的哲學使她讀後非常感動。她回國時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與個人》,帶回北京送給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個人對西藏問題看法的轉變也有著與她幾近相同的經驗。我大學畢業後在中國一直做新聞記者,但我頭腦中的西藏知識全是官方灌輸的,根本不知道甚麼是西藏的真實。雖然對我來說西藏是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但我從未懷疑過她是中國的一部份。來到美國後,閱讀到一些西方學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對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實的。無論是對西藏的歷史,還是現實,中國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領域一樣製造了很多謊言。


在美國生活的幾年中,我瞭解到中共不僅在西藏問題上歪曲事實,在其他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上也是編織謊言。這裏僅舉幾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變」做宣傳,抨擊國民黨和蔣介石,炫耀共產黨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紐約訪問到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瞭解到歷史並非中共宣傳的那樣。而張學良不想去大陸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當局把他視為「西安事變」大功臣的看法,他視自己為「一個魯莽從事的歷史罪人」;[7]中共操縱的史籍和文學作品都宣揚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主角。但海外的歷史書籍記載的是,國民黨的軍隊擔負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戰場。


對於朝鮮戰爭,中共長期宣傳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韓戰陣亡美軍墓地看到這場戰爭的詳細示意圖,標示的是北朝鮮軍隊率先使用武力攻佔南朝鮮。後來從歷史書籍中瞭解到,北朝鮮軍隊用武力統一南朝鮮的舉動,受到世界多數國家譴責,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案,組成以美軍為首,包括其他十幾個國家的聯合國部隊,在朝鮮仁川登陸,制止了北朝鮮的侵略。但中國政府一向宣傳是美國人要打中國,隻字不提是聯合國的部隊,在執行聯合國決議案。


中共政權對歷史事件隨意編織的事例不勝枚舉,包括鄧小平主導的「中越自衛反擊戰」,真相也不是當局向人們交代的那樣。而中共黨史書上記載的十幾次所謂「路線鬥爭」,更沒有客觀真實可言。讀一讀海外研究中共黨史的書籍,包括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寫的回憶錄,都可以瞭解到中共是怎樣玩弄歷史於股掌。


洗掉「共產軟件」


因此我總是對剛剛從國內出來的朋友講,要警惕自己頭腦中被中共灌輸的「知識」。要視自己的大腦如同一台電腦,有意識地將中共輸入的宣傳「軟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後重新輸入新的軟件,輸入真實。但遺憾的是,許多中國人對這項必須做的事沒有給予十分重視。有的人以為來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實,其實人的頭腦與電腦一樣,如果不是有意識地進行清洗和再輸入的程式,一台電腦即使從中國搬到美國,放了多少年,那裏面的「共產軟件」也不會自動發生變化。


這種「共產軟件」的可怕性可以從徐明旭近來發表的幾篇談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國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滿共產黨的邏輯。例如他在「藏獨是民主中國的末日」一文中,不僅重複中共「西藏人權白皮書」中的觀點,為中共殺害一百多萬藏人辯護,還用武斷的中共口吻說:「任何去過西藏的人都會發現,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這不是與中共宣傳部一樣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嗎?!從中共佔領西藏至今,藏人甚麼時候享受過「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國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剝奪和侵犯的情況下,共產黨怎麼會單單給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這不僅經不起調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邏輯常識。而且說「任何去過西藏的人都會發現,」更是毫不負責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讀過的一些西方學者去過西藏後寫的文章,就明確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嚴重侵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漢學家司馬晉(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過西藏,他最近寫的關於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樣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說「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說「毫無疑問,目前藏人也與漢人一樣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上,會有這麼一個地方,人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卻「享受著充分的宗教自由」嗎?這符合邏輯常識嗎?而且在這篇文章中,徐明旭還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薩對藏人的武力鎮壓(據當時在場的原《北京青年報》記者唐達獻後來寫的報導,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殺)等同於美國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磯制止「黑人騷亂」,認為兩者都是必須的。這種毫無正義和是非原則的混帳邏輯只有滿腦袋「共產軟件」的人才想得出來!


以徐明旭為代表的這種「大中國至上」的沙文主義情緒,和為中共專制政權辯護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長期宣傳洗腦而輸入的「共產軟件」還在頑固地繼續運轉著。對這些人來說,與其絞盡腦汁在「謊言的軟件」裏掙扎,不如換幾塊清新、真實的軟盤。在真實資訊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馱著謊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對於西藏的真相,中共最為強調的是,西藏從元朝時就和中國在一塊版圖內。但今人以當年蒙古帝國對西藏和中國的同時兼併與統治,作為中國從此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依據,邏輯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講,即使當年被成吉思汗兼併後的版圖被認為是今天這塊土地應該統一的理由,這個理由也應由成吉思汗的子孫蒙古人提出,而不應是當時同樣被兼併的中國人提出。再退一步講,如果今天的中國人認為西藏曾是蒙古帝國建立的元朝的一部份,西藏就是中國領土的法理根據,那麼中國人就應該對當時蒙古帝國轄下的越南、朝鮮和俄羅斯的大片土地都相應地提出主權要求,單獨提出西藏也是邏輯不通的。


在1992年9月發表的「西藏人權白皮書」中,中共引證了清朝時期西藏與中原密切往來的很多歷史資料來證明西藏是中國的領土。這些史料確實是有所記載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書,也引證了大量歷史資料證明西藏一直是獨立的。這些資料在史書上也是存在的。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西藏的特殊歷史地位。西藏與清朝的關係實際上一直是一種「和藩」的關係:即名義上西藏歸屬中國管轄,實際上藏人獨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內部事務。這種情形或叫「高度自治」,或叫「事實獨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間,基本都是這樣的和平關係。


從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佔領西藏這近四十年間,西藏「事實獨立」的特徵更為明顯。清朝末年清軍曾一度攻佔了拉薩,但兩年後被擊敗驅除。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13年初宣佈西藏為獨立的國家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雖然兩次派特使去西藏規勸,但並沒有採用武力解決西藏問題。[8]因此連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風雲紀實》一書,也承認「從一九一一年起,西藏開始享有了事實上的獨立和國際承認。」[9]即使毛澤東當年也沒有視西藏為中國的一個行省。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了紅軍長征時藏人給予食物和給他們借宿的幫助,毛澤東在接受斯諾訪問時對此感激地說:「這是我們對外國的唯一欠債。」[10] 據中國法學學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澤東在1945年春所做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認為西藏應實行「民族自決」。但後來的《論聯合政府》文本將這段話刪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論聯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這樣的話。[11]


為甚麼中共建政前的歷代中國統治者都沒有採用武力佔領的方式直接統治西藏呢?可能他們都做過這樣的權衡:漢人不習慣於西藏的高原氣候,也不習慣於那裏成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圍,而且西藏是一塊不毛之地,直接軍事統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用「冊封」的方式,取得名義上的管轄,顯然更為合算。即使康熙年間,清王朝處於鼎盛階段,康熙大帝也沒有像後來毛澤東那樣用軍事佔領方式,直接統治西藏。


同時西藏作為宗教社會,也沒有謀求成為一個典型的獨立國家。因為西藏眾多男子是僧侶,佛教主張不殺生,在這樣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所需要的龐大軍隊是困難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內陸地理條件使那裏的經濟發展遲緩,物質缺乏。他們也需要中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和物質援助。既然中國人不到他們的土地上直接管轄西藏內部事務,又提供保護和援助,那麼對保持這種「和藩」關係,藏人也認為是可行的。所以也沒有強烈感覺到有宣稱獨立的必要。


應該說,中國的歷代統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權。它打破了歷代中國政府與西藏的這種互相得益的關係,以軍事佔領方式,對西藏進行直接統治,還強行社會主義改造。結果不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還製造了深深的種族仇恨。今天西藏問題愈演愈烈,已經說明中共這種直接統治的失敗。而中共的強權鎮壓,更喚出和加強了西藏人民要求獨立的聲音。


刺刀下的「十七條協議」


當然,中共認為它的佔領是合法的,根據是西藏代表於1950年簽署了同意解放軍和平進藏的「十七條協議」。但稍有這段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在大軍壓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選擇。當時中共軍隊數量達到520萬,比西藏的全部人口還多。藏人無論如何是打不過中共的。而且四萬解放軍已渡過金沙江,攻佔了康區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謀求和平。「十七條協議」是北京方面草擬的,脅迫西藏代表簽字後,加蓋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 而遠在拉薩的達賴喇嘛等通過北京電台發佈的新聞才得知條款內容。[13]它起碼說明「十七條」並不是雙方充分協商的結果。


但後來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條協議」,因在大軍威逼下除此沒有別的選擇。「十七條」主要條款是:解放軍和平進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份;西藏實行民族自治;現有的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地位與職權不變;實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中央不加強迫。[14]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對藏人的許諾一條也沒有遵守。這就是為甚麼1959年西藏爆發了全民抗暴起義。該起義迅速被中共鎮壓。據中共檔說,八萬多藏人被「消滅」。近十萬藏民隨達賴喇嘛越過喜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權白皮書」卻說共產黨給西藏帶來「繁榮和進步」。說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權利,」“當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書」中多至八章是介紹西藏被「解放」之後的巨大變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產黨功績的統計數字多達269處。 [15]全部數字力圖說明北京政府給了西藏巨大經濟援助,使西藏變為了「人間天堂」。且不說這些數字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監督的國家是否可信,即使數字是準確的,經濟援助再大,也不能證明中共用武力恫嚇的方式強迫藏人簽署協議,然後軍事佔領西藏的合法性。因為一切「條約」的法律依據都是「簽約各方必須自主、自願。」而「十七條協議」是威逼下的產物。這就如同中國大陸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樣,惡霸地主黃世仁強搶喜兒成婚,按照黃世仁的邏輯,也是合法的,因為喜兒的父親楊白勞在「同意書」上按了手印。但這紙「協議書」是楊白勞在威逼下被迫簽署的。當然,黃世仁可以辯解說,他後來向喜兒一家提供了很多物質援助,補修了她家的漏風牆,送了很多糧食,還給喜兒買了幾噸「紅頭繩兒」,喜兒自從到了他的手裏,經濟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可謂「沒有黃世仁,就沒有新喜兒。」但這一切經濟援助和補償能證明喜兒被強娶到黃家的合法性嗎?不能!因為這場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據是喜兒的自由意願!只要喜兒不是發自內心自願選擇的,這場婚姻就沒有法理根據。當然,使用強權和武力,黃世仁可以把喜二搶到家裏強暴,但他無法征服喜兒那時刻準備反抗的心。這就是為甚麼喜兒寧肯逃到深山吃野果當「白毛女」,也不忍受強權下的富裕。對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規定性。在強權暴政之下,人是會低頭。但內心深處那顆渴望自由的靈魂是永遠不會屈服的,它會找任何機會向強權挑戰。這就是為甚麼在鄧小平的統治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澤東時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發生了八九民主運動。


從另一個角度說,正如中共無法證實「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樣,中國政府也無法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西藏這一切」。與共產黨的說辭正相反,顯見的事實是,在香港和台灣,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裏反而更繁榮,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國,結束了共黨統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統治下的「內蒙古人」活得更開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裏的藏人活得豐衣足食,還有自由。這就是為甚麼至今還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逃離西藏。據西藏流亡政府的統計,自1979至1992年間,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達四千多人。[16]


三、怎樣消除藏漢兩族的仇恨


面對西藏的這些事實,主張「大一統」的中國人,包括相當一些民運人士會辯解說,他們並不是為中共辯護,因為他們也是中共專制統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義觀點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發表小說暴露中共腐敗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個人受過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們的迫害者正確?對共產文化有精細觀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對此做過研究。他在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中借主人翁的口說:「我要告訴你我一生最悲哀的發現:那些受害者並不比他們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們的角色調換一下的樣子。」[17]從中國的現實也可以看到這一點。鄧小平當年受過毛澤東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導的「六四屠殺」,顯示他並不比毛澤東更有人性。一個人正確與否並不取決於他是受害者還是迫害者,而是兩者的價值觀念是否不同。從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儘管他受過中共的迫害,但他的價值觀與共產黨是一樣的,那就是視國家、群體、邊界等價值高於人的自由,為了國家利益,可以剝奪個人自由,摧殘個體。而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最根本的錯誤就在於,強調國家群體價值,而剝奪個人選擇自由的權利。結果是不僅個人自由喪盡,國家也沒有強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夠戰勝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原則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紐約參加了藏人慶祝新年的晚會。在那個約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紐約總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們身著藏族傳統服裝,在雪山獅子旗(西藏國旗)下用藏文祈禱,唱西藏國歌;他們在傳統的藏族音樂中跳著豪放的藏族舞;他們飲著米酒傾訴著中國政府對他們的迫害,表達他們一定要爭回自己家園的堅定信念。看著他們那眾志成城的神態,聽著他們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時「海喲!海喲!」的呼聲,我強烈地感覺到,這是一個無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現在的中共政權,還是將來任何形式的中國政府,都無法用武力征服這個民族的心。


當晚我曾和十幾個藏人交談。由於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漢人的種族歧視,他們談起中國人,充滿憤怒。年輕一代藏人,這種情緒更為嚴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裝反抗中國人的呼聲日益強烈。達賴喇嘛不得不幾次公開表示,如果藏人要採用暴力方式,他將辭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職務。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紀念 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紀念日。今年,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許多激進的年輕藏人要舉辦步行到拉薩的大遊行,不顧被中共邊防軍射殺的危險。在達賴喇嘛的勸導下,最後才改為徒步遊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輕的藏人對我說,「如果沒有甚麼原因,我們藏人憑甚麼無緣無故地恨中國人?我們遇到的中國人絕大部份都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佔領,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怎麼把中共政權與中國人區分開?」他的話使我想到毛澤東那句名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作為中國人,我們是否應該認真思考一下,藏人為甚麼這麼恨中國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國人對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們能產生這樣深深的怨恨嗎?我們誰有過毫無理由地恨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經驗?那些徐明旭們那麼熱衷而頑固地為中共已經十分強大的宣傳增加分貝,怎麼讓藏人把中共政權和中國人分開?不管徐明旭們怎麼強調「大一統情結已經成為大多數漢人的集體無意識,」錯誤都不能由於大多數人都錯它就變成了正確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數」是有根據的話,那就更證明大多數中國人對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慘處境是負有責任的。在一個資訊能夠自由流通的中國,我堅信,絕大多數中國人會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權利,因為中國人民的心與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樣的,他們最終的呼喚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即將結束。未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是否能夠解決西藏問題,消除藏人對中國人的怨恨,關鍵是看這些領導人有沒有現代文明意識——那就是尊重民族自決,尊重藏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將人的自由視為處理一切爭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則。而在這一進程中,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中國能否產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他們能夠對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統」情結、歧視少數民族的愚昧民眾進行啟蒙教育。如果中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和知識份子一面主張民主自由,一面堅持對藏人權利和自由的剝奪,那就是對自由的褻瀆,他們追求的也絕不會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採訪時說的,「當我與天安們的學生領袖們談起六四屠殺時,我們一起譴責北京政權,但當我提起西藏問題時,他們馬上又附和起中國政府。他們這是爭取的哪一門子的民主自由……」


註釋:


1、徐明旭:「藏獨是民主中國的末日」,紐約《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號


2、讀者投書,《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號,第一零四頁


3、4、《西藏風雲紀實》,華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薩)


6、台灣重印此書的說明


7、曹長青﹕「張學良紐約憶往」, 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慶宗:「黃慕松入藏紀實」,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西藏自治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華.斯諾:《西行漫記》,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頁


11、于浩成先生與筆者的談話,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於紐約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1993年編輯出版(印度,達蘭薩拉)


14、「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一九九二年九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見香港《大公報》,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對中共「西藏白皮書」中二百六十九處統計數字的說明


16、同12


17、米蘭.昆德拉:《為了告別的宴會》,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頁


(原載紐約《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號)


1995-06-01(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3/18/2008 4:18: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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