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楊緒東
*粗體字 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有著「真情」的感動，現在的台灣建國運動，太多山頭還須團結，才能平順建國。
柳文卿先生是和我們一起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好朋友。那時候他才剛修完東京教育大學（現在的筑波大學）的碩士課程，和我們一樣被沒收了護照，而且因為已經不是學生身分，也拿不到留學簽證，必須每個月到入國管理局去辦理簽證延期手續。
3月26日，柳文卿先生像往常一樣，前住位在品川的東京入國管理局，但是卻遲遲沒有回來，他的朋友很擔心，就打電話和世楷聯絡。世楷前往入國管理局，對方 卻什麼也不肯說。情急之下，只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到處問，最後終於從千葉縣選出來的水野清議員那兒得到消息，告訴我們柳先生被關，並且透露他明天早 上九點就會被強制遣送回台灣。
獨立聯盟的朋友們當天晚上就趕忙集結在辦公室，商量計劃著怎麼在柳先生被遣返之前把他救出來。最後決定兵分兩路，一組人往羽田機場出發，另一組人則是到品川和橫濱的入國管理局去。
外子負責開車前往品川的入國管理局；按照計劃，他要埋伏等護送車出現，然後用車去衝撞護送車，讓柳先生上不了飛機。只要遣送回台灣的日子延期一天，大野正 男律師就可以在禮拜一的一大早，到東京地方裁判所遞出強制遣返執行停止命令。大野正男律師後來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當時的他不但從未計較過律師費用，有多 少拿多少，還對著束手無策的我們，兩手壓在桌上，鞠著躬說：「很抱歉，日本政府做了這樣的事。」
世楷在入國管理局門外等了又等，就是不見押送柳先生的車子出現。原來他們己經在前一晚偷偷地將他送到機場的拘留室了。
我們後來才知道，事實上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早就和台灣政府談好交換條件。當時位在長崎的難民收容所裡關著100多名的台灣毒販，日本政府有意將他們引回台 灣，但是台灣方面就順勢要求，在引渡回台灣的人犯當中，一定得包括在日本從事反政府運動的人員，台灣才願意接受這些毒販。不得已，日本政府只好答應。
台灣政府處理完柳文卿先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外子了。隔年，也就是1969年，世楷再去辦理簽證更新手續時遭到拒絕。當時正好是世楷來到日本第10年， 繼早稻田大學碩士學位之後，取得了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剛成為津田塾大學助教授的時候。原本還慶幸著從此可以走出不安定的學生生活，誰知道又遭遇到這樣的難 關。
1969年10月13日，我們接到來自法務部的通知，要世楷「在兩個禮拜之內離開日本」。
周遭有許多人為我們擔心，紛紛跑到法務部請託，希望能准許讓世楷留下來。還有人在報紙上投書寫著：「明知道有危險還把他送回去，這是無視人權的做法！」認識的議員們也到處想辦法，津田塾大學的教授會也出面向法務部陳情，但所得到的回答都是「NO！」
這時候的我，心裡已有覺悟，也做下了決定，如果世楷真的被強制遣返，不管將會受到什麼處置，我都要一起回台灣去。
世楷說，他將會一直講課，直到規定離開的那天為止，所以仍然到學校去。另外，撰寫民法學者我妻榮先生監修的《日本政治裁判史錄》稿子的工作也繼續著。就在 法務部所規定的「兩個禮拜」期限前兩、三天，世楷帶已經完成的稿子到我妻先生家中交給他，並且就剩下的部份恐怕無法完成的事向他道歉。
我妻先生問清楚原因後相當吃驚，同時告訴世楷：「明天到法務部八樓來！」
隔天一到法務部，世楷這才知道，原來我妻先生是法務部的特別顧問。我妻先生把常務次長叫來，讓世楷說明事情原委，聽完後便提出要求：「我願意當許先生的保證人，你們再一次重新審理他的居留資格。」
就這樣，在強制遣返日迫在眉睫前，我們意外得救了。
當時我妻先生雖然什麼也沒說，不過幾年後，在《日本政治裁判史錄》出版紀念會上，他告訴我們：
「那件事還真是千鈞一髮，因為台灣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已有共識，要把你遣返。幸好，在大學時和岸信介君是同班，彼此有交情，打電話跟他說這樣做太不人道了，他也這麼覺得，才答應設法把你留下來。」
而也因為世楷這件個案的關係，除了之前已被遣返的柳文卿以外，其他原本也要遭到遣返的同伴，統統免除被強制送返的命運，順利地逃過一劫。
記得唸中學時，我在教會跟著從美國來的宣教師讀《聖經》。有次談論到當時正值狂傲年紀的我們，曾經對究竟有無「奇蹟」這件事提出懷疑。就在那時，宣教師告 訴我們：「所謂的奇蹟，它是集結了眾多人的愛，再加上上帝的愛，所產生不可思議的事。」他那溫和的態度和語調，讓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更早期的台灣人認同中國，想幫助中國成為民主大國，現在的阿九家屬皆是美國人，而依附中國，坐享兩國的扶持就不顧台灣人民的建國行動，而急於回復到專制中國的懷抱。
話說祖父離開養母家之後，就和哥哥一起工作。有一天他在街角看到一位紅著臉、身材很高的洋人站在那兒吹喇叭。那個人在做什麼呢？好奇之餘，便在那裡停下腳 來。「上帝正在找尋走失了的孩子」，突然，那個洋人用不太標準的台語開始說著上帝的故事。這位洋人也就是凱恩貝．慕迪牧師。他說的「放蕩浪子」的故事令祖 父很感興趣，同時也覺得這個人說的上帝，應該是可以相信的。就這樣，從此以後祖父便每個星期天都到教會做禮拜。
那是我還在唸高中時候的事情，有一天，發現外祖父客廳牆上，掛著一幅上頭署名梁啟超所寫的「行氣如虹」四個大字，就問外祖父：「為什麼會有他的東西呢？」外祖父於是便把他和梁啟超見過面的事情告訴我。
原來外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是台灣人政治先師林獻堂先生的祕書。說到林獻堂的貢獻，他曾設立「台灣同化會」，為求台灣人也能享有和在台日本人相同的權利；又 不遺餘力地推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要求對台灣總督所發布條例及編烈的預算擁有審議權等。外祖父是在陪同林獻堂先生到日本時，在京都和清朝改革派，當時亡命 日本的梁啟超先生會面。
原本以為自己會講中文，應該也可以和梁啟超先生溝通的。沒想到，梁啟超先生的中文裡有著濃濃的廣東口音，外祖父怎麼聽也聽不懂。
「我想我的中文裡也有嚴重的台語腔，梁先生也是聽不懂。最後我們只好用筆談。」
後來，林獻堂先生曾經請梁啟超先生來台灣，商計台灣的出路，但是得到的回答是：「現在的中國己經沒有力氣去管台灣的事了，台灣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考量未來的前途，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
從前在學校裡曾經學過「梁啟超是清朝末年的改革派」，如今聽外祖父說著實際和他會面的情形，讓我十分感興趣。而平常一向不曾和孫子們和顏悅色地講話的外祖父，意外地能跟孫子談起自己年輕時的重要回憶，那時的外祖父看得出來相當高興。
有guts的民主家族，會做正確的選擇，知識份子讀了許多書，要比一般人能自覺自悟，而讀哈佛的阿九呢？
許世楷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當年都從事過抗日運動。至於世楷父親許乃邦，先是在京都大學法學部就讀，畢業後又進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司法考試及格後，在東京擔任律師工作，之後又回到台中當律師。就我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來看，公公可說是個真正的知識份子。
戰後，公公在台中地方法院擔任推事，那時候的中國人都習慣用賄賂的手法，認為不賄賂，官司就不可能打贏。
有一年，公公家裡送來了一盒中秋月餅，當時是由佣人收下。等公公回家後打開一看，盒子裡裝的根本就不是月餅，而是錢；公公相當生氣，立刻叫來法院警察，把送餅的人抓起來。結果對方還一直辯稱他是「遵照中國式的做法」，哪有什麼錯？！
由於公公是受日本司法教育、個性堅毅正直的人，怎麼也不能認同處處賄賂的中國式作為，所以在「228事件」後，就辭去法官的職務。上了年紀之後，有一段時間曾到美國，還有來日本和我們住在一起。
還記得公公住在日本的那一段時間，每次和公公一起外出，走到車站附近，他一定會掏出錢來說：「這拿去買車票。」
「不用了！爸爸，世楷現在在大學工作，有收入。我來買！」
「不！長輩本來就應該付錢的。」
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知道，公公真的是個一板一眼的人。
如今「代表處」的官邸，還掛有公公送給我們的掛軸。上面寫著：
欣愉節守志彌堅
這是在1972年外子生日時，從台灣寄來的禮物，表示對外子參與獨立運動的支持與聲援。當時上頭的署名為「高見」。
在當時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情況下，如果公公在掛軸上用本名，恐怕會招來一些不必的麻煩。署名「高見」，不但比較安全，世楷也一看就知道，可說是兩全齊美。
至於世楷的母親洪金雀，是位醫生，畢業自東京女子醫專。在那個時代，女性同時又是醫生，那真是少之又少。她一直工作到近70歲才退休。個性非常開朗的婆 婆，在69歲因膝蓋疼痛到醫院就醫時，醫生告訴她診斷結果為「老人性關節炎」。她十分不解，還反問醫生：「為什麼是『老人性』呢？」
阿九現在最怕台灣人搞建國，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理地位不為國際所承認，就強迫台灣人要與中國統一，其態勢越來越明顯，台灣人要自救，只有革命一途，流血的犧牲會是必然的結果。
事件的經過首先要回溯到事件發生前16年，也就是1972年，外子著手寫下了「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當初之所以會寫下草案，主要是想把主張獨立，以及未來計劃要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等訴諸文字，認為以憲法草案的形式呈現會更加適合。
完成後，由台灣獨立運動的日本本部成員一起檢討，加以修改，1975年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世界總本部的會議中提案，之後由世楷負責進行重寫作業。
1988年年底，一天，接到台灣的雜誌社社長鄭南榕先生打來的電話。
「我們想在我們發行的《自由時代》週刋上，發表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你說的是哪一份草案？」
「前一陣子我們己經從張燦鍙先生那兒拿到草案的影印本了。」
外子認為這個草案是十幾年前的舊東西，現在拿出來似乎不太妥當，而且現在正在進行重寫作業，再過不久就可以完成，外子請鄭南榕先生再等一下。「不！我們等不及了！想要現在馬上就發表！」鄭南榕先生回答。
於是外子只好將己經完成的一半以上部份先傳真給鄭先生，剩下的就在那天夜裡徹夜趕工，隔天一早送過去。
草案刊出後，《自由時代》爆發性地大賣，但也因為這樣，鄭南榕先生在隔年一月遭到檢察署以叛亂罪進行告發。警察命令他出面應訊，他不從。「我就算死也不去，為什麼要逮捕我？台灣應該要有言論自由的！」然後就把自己關在雜誌社裡。
在我的日記裡，這麼記載著當時的事情。
高等檢察官陳耀能對南榕發出出庭命令書，但南榕不予理會，理由是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理由被傳喚。而他也婉拒了身邊朋友要他暫時逃出台灣的建議，打算和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司法做徹底的對抗。
「生在這個時代，要愛台灣同時就要忍受痛苦。對於一個愛台灣愛到入骨的人來說，只有選擇孤獨的道路。2,000萬人光是嘆息，並不能軟化獨裁者的心，但是，一個滿載2萬人憤怒的示威抗議，卻可以促使獨裁者自制。」南榕在二月號的雜誌上這麼寫著。
之後，警察想要逮捕鄭南榕先生，他說：「我不會活著讓你們抓的！」他在報社準備了一個裝滿的汽油桶，自鎖在編輯室繼續做出版的工作。
他的夫人葉菊蘭女士和高俊明牧師，還有許多人都出面說服他，要他別這麼做。
外子也不斷用電話、傳真和他連繫，甚至告訴他：「如果有出國的打算，一些偷渡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會幫你準備好。」可是鄭南榕先生的意志相當堅定，一點也不動搖。
我則是透過各種管道尋求集體連署簽名，設法展開救濟活動。包括日本的PEN Club組織，我也向他們請求協助。
但是就在4月7日，當著強行衝入企圖逮捕的警察面前，鄭南榕先生點火自焚了。李登輝先生因為才剛就任總統不久，還沒有力量阻止這件事，最終無法救回鄭南榕先生的性命。
雖然這事件的結局令人痛心，但它確實促使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向前邁了一大步。站在反政府立場的報紙，用大大的篇幅刊出這則新聞和憲法草案，讓它廣為台灣人所知曉。為爭取言論自由，賭上自己性命的鄭南榕先生，功勞真的很大。
在那以後，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任內，對政治犯予以減刑或釋放，並在1992年5月修正刑法100條（內亂罪）。從此以後，言論自由得到保障，黑名單也實際得到解除。
黑名單的時代又要來臨，我發現各地的情治人員，四處到台灣國的地點收集情報，聽說是「上級」有「交代」，阿九執政又有一批台灣人要被清算鬥爭？
1992年10月15日，我終於回到睽違34年，對外子來說就是33年的台灣。那天在機場，有好幾千人來迎接我們，沒想到陣容居然這麼龐大。我們一邊接受 媒體採訪，一邊走出機場；到了機場外，才發現天空正下著小雨。即使如此，還是聚集了許多人，他們都是從台灣各地趕來的群眾。
總算回到故鄉了。我的眼睛因為小雨而濕潤了起來，唇邊也不禁喃喃唸起羅塞提的詩。
請佑那溫暖我心的國土
外子臨時在車上演講了起來，由於事前並沒有提出演講申請，警官馬上喊：「停止演講！」不准外子再講下去。擔任總指揮的李應元先生向警察說：「再給他五分鐘，他離別了故鄉30多年心中有千萬想說的話。」
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對外子提出詢問：「有人回到國內後因為水土不服，後來又回到國外居所。請問你們適應台灣的生活嗎？」
「我們在生活、語言習慣都不同的異鄉過了30多年，在無親無戚的海外結婚、生子。在別人的社會都能立足，占有一席之地了，回到自己的故鄉，我想沒有不習慣的道理。
只是，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己經被污染。收取賄賂、自私自利，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首先就必須要去除這些惡習。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
聖山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