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生(1887-1947)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致力鑽研台灣教育制度與推廣台灣文化,乃『台灣文化協會』核心人物,創辦『民報』,中立、公正,批評時弊無畏無懼。被陳儀誣控「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強力接收台灣大學;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為由,私刑秘密殺害!!
他要台灣人永遠保存自己的風格與文化─堪稱生命哲學教育家。(by Susan) 詳細介紹
八田與一(1886-1942)
「嘉南大圳之父」。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踐者,是人道關懷者,把台灣人的生存,當成自己的責任,若非極大的毅力,無法完成此艱苦的工程─烏山頭水庫,賣命也要完成任務,是八田與一的精神。
其全家人生命,與台灣結合為一體的意志,是要建國的台灣人必須學習的地方。
有情有義的台灣人,要追思此位真正利民、福台的台灣神。(by Dr. yang ,Emma整理) 詳細介紹
張七郎(1888-1947)
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花蓮仁壽醫院創辦人。在當時「縣市長民選」的政策下,以高票獲選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引起官府的注意,成為不幸的禍根。父子三人(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被羅織「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等罪名,遭受凌虐酷刑,一家三人不明不白地冤死。
生前濟世助人,卻死於雙手沾滿血腥的國軍…乃228醫界消失的菁英。
其父子博愛濟眾、仁心仁術之大愛醫德,視治病如治理國政般的用心,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黃 賜(1891-1947)
勞工運動的先驅,他所領導的罷工事件,以1927年高雄淺野水泥廠罷工事件最著名。228事件爆發後,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被以機槍掃射,喪命於亂槍之下!
帶頭為基層弱勢勞工爭取權益,為公義、公理,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是台灣人要效法傳承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陳 炘(1893-1947)
台灣金融界先驅者、「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創辦人,留學於日本慶應大學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學。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拓展,為對抗日人消滅民族意識之文化侵略及對台金融經濟壓力,籌組台人資本獨立發展之金融機構。
228大屠殺發生期間,因損及浙江財閥利益,被國府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乃228金融界消失的菁英……
其熱愛鄉土、力圖抵抗的堅持行動力,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黃媽典(1893-1947)
行醫於嘉義朴子家鄉德壽醫院,懸壺濟世,救人無數,有卓越拔群醫術。28歲時被任命為朴子街的街長,任內他興建自來水廠、街役場、內厝大橋、朴子小學、朴子女子公學校等等,政績遍及衛生、交通、教育、商業、水利、為朴子市奠下了日後發展的宏圖。數年後更赴任檢疫委員;當時台灣發生轟動國際之瘟疫,常不顧生命危險,遏止惡性鼠疫蔓延,犧牲奉獻心力。
228事件後卻以「暴亂首要份子」之罪,遭軍隊毒打遊街示眾後,在新營圓環槍斃。 (by Nathan) 詳細介紹
賴 和(1894-1943)
賴和,台灣新文學先覺者。
初習醫,執業彰化,人稱「彰化媽祖」。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投入文化抵抗外來殖民與啟蒙台人思想。
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犧牲,藉詩聲援二林事件蔗農;小說創作「一桿秤仔」道盡台人追求公平正義的抵抗和犧牲。
一生行醫為文,啟迪後進。其詩句「勇士當為義鬥爭」正如斯人的覺悟與反殖民實踐,堪為台灣人建國精神標竿。(by Rainbow) 詳細介紹
徐春卿(1895-1947)
台北市參議員,勇於揭發弊端,保障人權,批評政府,又因反對日產廉售浙江財閥,得罪陳儀當局。
228事件後,擔任台北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友人勸他暫時躲避,他自認沒作虧心事,想出力維持當時社會秩序,卻被當局列為暴亂首謀,遭到逮捕殺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陳澄波(1895-1947)
他,是油彩的化身,畫筆似劍,揮灑出氣勢磅礡的繪畫世界。畫作〈嘉義街外〉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是台灣第一人。為台灣美術運動揭開序幕,繪畫燃燒著他高昂的生命。
228事件爆發後,被推為和平使代表之一,卻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
熱心推展台灣美術運動,充滿正義感與理想性、熱心公益的個性,是台灣人要實踐推崇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陳 屋(1896-1947)
日治時期台灣工運領袖,戰後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228事件後,擔任台北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前往軍法處調查殺害無辜民眾的軍警人員。
228事件期間,始終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著想,被當局列為暴亂首謀殺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雷 震(1897-1979)
蔣介石時期敢於犀利批判國民黨,發文鼓吹民主自由人權,要求蔣介石不要尋求連任成為獨裁者,並提出反攻大陸無望論,結合台灣本土菁英籌組反對勢力,因而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出獄後撰寫回憶錄,保存了台灣言論自由的重要紀錄,並啟蒙了新一代的台灣民主運動。(by Nathan) 詳細介紹
楊元丁(1898-1947)
日治時期,國際聯盟拒毒會,議決禁吸鴉片,日本為保持自身利益,對台灣人仍發紅牌准吸終身。楊元丁反對此種鴉片制度;為此,日本嚴究持反對印刷傳單者,楊元丁一人擔下重責,被判囚284日。
在228事件中,由於基隆地區鬧米荒,副議長楊元丁出面交涉,卻得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官員,橫死於基隆「田寮港」。
其一生熱心助人、不畏強權、捍衛正義,堪為台灣人民建國的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陳能通(1899-1947)
淡江中學校長,將信仰貫徹於『言教、身教、心教』,於淡江中學正處228事變動盪時局,毅然負起校長重擔,因日治時期遺留之教練槍與拒建中國式涼亭得罪柯遠芬;被國府流亡政權羅織誣陷為「匪首」並「發表荒謬言論煽動學生招致流氓及青年在校舉辦軍事訓練班……。」為由逮捕失蹤至今。
男女均教權理念,一生為推廣教育無私奉獻。是教育界的牧人!(by Susan) 詳細介紹
李仁貴(1900-1947)
台北電器商人,熱心地方事務,經商成功後投入政治,高票當選台北市參議員,非常關心台灣社會民生問題,曾要求國民政府改革弊端及經濟改善。
然而在228事件後,因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擔任調查組長,調查六名殺人兇手,要求國民政府軍警停止濫殺無辜,卻遭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於家中被抓走遇害。(by Nathan) 詳細介紹
阮朝日(1900-1947)
為《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乃為民喉舌並批判時事的第一大報業;因應能源拮据創辦「日の丸式木炭瓦斯發生爐自動車株式會社」;於戰後組織「台灣海外青年復員促進委員會」,幫助台籍日本兵返台。上述事跡,被國府羅織「228叛亂首謀」罪名,成為228媒體界消失的菁英……
其大愛、心無疑懼、尊重女權的真民主,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王添灯(1901-1947)
228的悲劇英雄,一生貫徹理念-「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
日治時期已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台灣地方自治的實現。戰後初期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希望貢獻一己之力來建設新台灣。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除辦報廣聽人民心聲外,問政努力。
為求得人民的民主、正義,寧可得罪官員,也不得放過貪污公帑之官吏。(by Stella)詳細介紹
吳鴻麒(1901-1947)
曾任律師、法院推事,為人公正剛直、嫉惡如仇,對於官吏貪污馬虎的作風十分不以為然,因此對於貪污暴亂案件的處理十分嚴格,從不加以寬待。
公正剛直、嫉惡如仇、為公義公理的精神,是台灣人要學習傳承的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施江南(1902-1947)
京都大學醫學院博士,是日治時代第二位獲得醫學博士的台灣人。致力為台籍日本兵回台而奔走。曾擔任台北州會議員、「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228事件時,從病榻前被捉走,生死不明。
其熱愛台灣,為台灣社會盡心盡力,為公義公理犧牲奉獻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敬仰。(by Emma)詳細介紹
潘木枝(1902-1947)
任嘉義市參議員兼副議長,嘉義228事件爆發後,明知去機場很危險仍義無反顧前往談判議和,過程中勇敢直言,平時問政處事富正義感;最後卻命喪於3/25嘉義驛前。
在兒女心中是位疼惜子女、溫柔、偉大的好父親;在病患心中是位侍病如親、敬業、仁慈,甚至被當成神拜的好醫生;在市民心中是位深受市民愛戴、景仰,為民喉舌的好代表;面對暴政強權的脅迫下依然不畏懼、不妥協。
他留給妻子的遺書裡寫著,為市民而亡,身雖死猶榮…… (by Jade) 詳細介紹
宋斐如(1903-1947)
創立「人民導報」直言揭發當時陳儀政府弊端,堅持「人民第一」,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228事件期間,未激烈抗爭,但「人民導報」卻遭查封,宋斐如則被列為叛亂首要人犯,在家中遭憲兵強行帶走,一去不回。(by Nathan) 詳細介紹
林旭屏(1904-1947)
曾說:讀法律才能幫助台灣人。熱心推動農業,致力推展新品種。官職不低,為官清廉,堅決不接受餽贈。任專賣局課長時,發生228事件,他認為責任加劇,照常上班,卻被匿名投書說企圖占有公賣局,被以「田經理設宴在大上海酒家,擬請同往」為由騙出家門,被發現陳屍南港橋下,頭蓋骨骨折而死。
清廉正直、為公忘私負責的言行,為公義公理犧牲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敬仰。(by Emma) 詳細介紹
黃朝生(1904-1947)
醫界的菁英,平時關心時政、熱心公益,時常參與義診,228事件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在大逮捕中失蹤,下落不明,連屍首也找不到。
他熱心服務,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是我們要追隨傳承的台灣精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林連宗(1905-1947)
日治時期,就讀中央大學二年級時,就通過行政科及司法科「雙料」高等考試。返台開業,當執業律師,為人權、公理、正義而辯。終戰後,當選第一屆參議員,對國民黨政權之貪污腐敗及壟斷操控提出強烈質詢。當選國大制憲代表時,以「制定憲法乃一國之歷史上重大之事,參加制憲代表亦是歷史上留有重大意義之人物,國大代表當要自重。」來自我期許。
豈料「憲法」卻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卻在野蠻的國民黨政權羅織罪名下把人帶走,從此消失一去不回。(by Stella) 詳細介紹
李瑞漢(1906-1947)
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對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提出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等改革意見;得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官員,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從宮前町家中,將李瑞漢兄弟及友人台灣省參議員林連宗一同帶走,竟一去不回。
其捍衛正義、仗義執言的道德勇氣,堪為台灣人民建國的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林桂端(1907-1947)
林桂端律師是留日回台的台籍法學菁英,在近代法律思潮的洗禮下,剛正不阿;在戰後漫無法紀的社會中,保護民權、伸張正義。
在國民黨政權使用特務和司法的手段干預新聞言論自由的《人民導報》筆禍事件中,挺身而出為辯護人,正義─就是伊e名。(by Susan) 詳細介紹
湯德章(1907-1947)
台日混血,一生以身為台灣人為榮,並充滿正義感,維護台灣人的權益,是台南地區相當受人敬重的律師,曾拒絕陳儀的邀情,不當貪污的中國官。
228事件後,負責維持台南地區治安,3/11,二、三十名憲警特務闖進他的住所,湯德章為保護台南菁英,一面徒手力抗拒捕,一面爭取時間將住所有關名單資料燒毀,挽救了當時許多台南的社會人士及成大學生倖免於難。
死前遭刑求遊街仍毫不畏懼微笑面對民眾。(by Nathan) 詳細介紹
Uyongu Yatauyanguna(高一生 1908-1954)
台灣鄒族音樂家,人道主義者。
以其鄒族傳統和日本師範教育接觸的西方哲學思想為背景,創作屬於台灣山林土地之歌。儘管因主張「高山自治」而遭中國殖民政權構陷貪污而被誘捕、入獄,仍寫出『春之佐保姬』來勉勵妻兒族人─不要放棄希望。
一生關心原住民經濟與前途,並在遺書中寫道: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而台灣山林仍幻化著Uyongu Yatauyanguna的歌曲,迴盪台灣人的心中傳唱。(by Rainbow) 詳細介紹
張榮宗(1908-1947)
嘉義朴子人,雖出生為富農子弟,卻相當關心勞工與農民,出任《和平日報》東石分局長,經常表現出敢於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報導。
228事件爆發,張榮宗在地方上糾集青年抗爭,率領三輛滿載民軍及裝備的車隊,由新營市出發,途中遇國府軍伏擊,當場身亡。(by Nathan) 詳細介紹
葉秋木(1908-1947)
於日本留學時期成立「台灣文化同好會」為左翼運動的健將,回台後當選屏東市參議會參議員,並被推為副議長。
228事件後擔任「228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主席,負責屏東地區的治安,為了民眾安全,親自率領群眾前往機場要求軍隊交出槍械,8日中午,屏東市實施戒嚴,進行大捕殺,葉秋木身為屏東市之意見領袖,被逮捕後,國府軍以「暴亂首謀」的罪名,割掉鼻耳及生殖器,拖出去遊街示眾,最後再予以槍殺。(by Nathan) 詳細介紹
林 界(1910-1947)
《台灣新生報》印報廠廠長、高雄苓雅區長,生性勤學,公學校畢業後不斷自我進修;本於區長的使命,於高雄壽山要塞司令部巡邏隊無故射擊、濫殺民眾時,前往與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要求停火不成,反遭槍殺,乃228政治界消失的菁英……
其無私奉獻、犧牲生命的「母雞護小雞」行為,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蕭朝金(1910-1947)
是一位虔誠基督徒,第二任高雄岡山教會牧師,本著強烈的愛鄉土、愛人的精神來牧會。三青團岡山地區負責人,228事件時,曾勸阻平息反政府行動,但仍被羅織罪名。死前拒絕下跪,堅持只跪拜上帝。鼻、耳、生殖器都被割掉,悲壯慘烈犧牲。
上帝的試煉,證道前的考驗。依靠信念、活出信念。以實踐上帝公義的道,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by Stella) 詳細介紹
陳復志(1893-1947)
在台灣當時的官僚體制中,不巴結也不奉承,也因此得罪了憲兵隊,嘉義民兵在228事件之後,死傷慘重,老婆要他逃到阿里山上,他說:「我如果不管,會死很多人。」,「我只是要出來講和的,不要擔心。」,為了嘉義民眾的安全,陳復志擔任和平使親赴水上機場談判,卻因此遭到扣押,並在七天後被綑綁遊街。
成為嘉義228事件爆發後,第一位在火車站前被公開槍決,禁止收屍的代表人物。 (by Nathan) 詳細介紹
王石定(1912-1947)
南台灣漁業鉅子,常樂善好施,為人親切,只要是慈善事業,都樂於贊助,1946年高票當選高雄市參議員。
228事件後為了阻止軍隊任意屠殺市民,參與高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然卻於開會時,遭闖入之部隊殺害,身上總共有十二個傷口,有彈孔、刺刀傷口等。(by Nathan) 詳細介紹
盧鈵欽(1912-1947)
228事件後,出面擔任處理委員收拾殘局,欲解救正被扣押的幾位和平代表團的議會同儕,最後卻讓自己成為被國民政府扣押的藉口,因為早在議會中專打擊政府不法弊案的他,早已被國民政府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他的大姊原本已為他準備逃亡的行李叫他快逃不要被抓,但他選擇不逃亡,也自認無錯,堅持留下對抗惡政。只因:「自己身為參議員,不出面解決不行。」
3/25在嘉義驛前成為他人生最後旅程、也成為暴政槍口下的冤魂。 (by Jade) 詳細介紹
吳金鍊(1913-1947)
《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對時政及社會不公現象,敢於批評、揭露,228事變時,每日大篇幅漢、日文對照,報導各地228事件消息,一生服務於報業。參與組織『台灣海外青年復員促進委員會』,照顧遭政府遺棄台籍日兵之善舉,遭國府流亡殖民政權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予以逮捕殺害。
伐暴揚善的精神……應復刻台灣人心中,矢志追隨。(by Susan) 詳細介紹
郭章垣(1914-1947)
宜蘭醫院院長。希望貢獻所學,為自己的同胞服務,面對醫院窘境,努力克服,霍亂流行時,不眠不休地工作,把病患的性命當親人看待,用同理心來尊重。228事件爆發後,從家裡被強行帶走,就地活埋,發現陳屍頭城媽祖宮前。生前留下「生離祖國 死歸祖國 生死天命 無念無想」16個字。
為人正直,重責任感,其從容就義,乃願意為台灣人民犧牲的台灣神。(by Emma) 詳細介紹
李鎮源(1915-2001)
國際蛇毒權威。早年貢獻所學於醫界、學界,晚年投身反對運動,創立「100行動聯盟」、「醫界聯盟」與「建國黨」,積極參與公投、反核四與反對中國併吞各種活動。
生前名言:「我想以有生之年貢獻給台灣這片土地,希望眼睛尚未闔上之前能夠見到台灣獨立建國成功,這是我的夢!」……
是台灣建國的精神,生命科學的實踐家。(by Susan) 詳細介紹
許錫謙(1915-1947)
《青年報》及《青年週刊》編輯、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港支部、「228大屠殺」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召集民眾大會,並決議定調「打倒貪官污吏,台灣自治萬歲!」為口號。而後走避台北,然經遊說返回花蓮途中於南方澳附近遭埋伏的軍憲人員就地捕殺,享年僅32歲。
其熱心籌組公共事務、捍衛社會和平公義不屈服的大無畏精神,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Jolen) 詳細介紹
張雲昌(1916-1947)
228事件發生時,為遲滯未歸的廠長,一肩擔起蘇澳台灣水泥廠重務及228處理委員會委員兼任秘書,遭人密告,他認為無不法行為,做事心安理得為由,拒絕走避,而慘遭殺害。
『不知道,知道也不會講!』以生命守護廣納台灣菁英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名單』,拒絕出賣同胞的張雲昌,情、義、理的表現,正是台灣硬骨精神的實踐者。(by Susan) 詳細介紹
陳智雄(1916-1963)
早年協助印尼獨立建國經驗,戰後立志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被廣為認定是最純粹殉於信念的「台灣獨立運動第一位烈士」。堅決主張「台灣話就是我的國語」「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
就義前,拒不下跪,刑前,仍高喊:「台灣獨立萬歲!台獨萬歲!台灣獨立萬歲!」(by Stella) 詳細介紹
王育霖(1919-1947)
一位打擊魔鬼的檢察官,於日本京都地方裁判所,任日本第一位台灣人檢事;終戰後回台擔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因不同流合污,在「祕密囤積糧食事件」中,捲進政治角力的濁流漩渦,成為國府的眼中釘,乃228司法界消失的菁英……
其生性耿介、公正不阿的法律人生觀,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簡錦文(1924-1947)
基隆要塞司令部任職軍醫。在動亂的年代時常行醫幫助貧苦百姓,很多人受過他的照顧。後來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名:「煽動故鄉暴動,主謀叛亂。」槍斃。家屬遍尋不到屍體,一年後曾受過幫忙的民眾不忍心才偷偷告訴家屬埋屍的地方,得以安葬。遇害時才23歲。
其熱心助人、關懷弱勢的道德勇氣,堪為台灣人精神表率。(by Cathy) 詳細介紹
黃信介(1928-1999)
信介仙,台灣人的歐吉桑。黨外到民進黨的桶箍。台灣民主運動、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萬年國會的增額立委;美麗島事件特赦恢復公職;國會全面改選後元帥東征再度當選,三進三出,是立法院的第一人。向強人蔣經國的嚴厲質詢,驚動政壇,終因美麗島事件被羅織成獄。
主張自由民主是台灣走向獨立的路線,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Bian) 詳細介紹
廖中山(1934-1999)
以外省人第一代的中國人身分懺悔,提出「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上,『外省人』不該缺席」的論點,發表「認同台灣,別無祖國」的宣言;並發起穿著書有「台灣國民」衣服的運動,帶給後輩無限的震撼教育,是教育界消失的菁英……
其堅持對海洋台灣的認同與愛,是台灣建國的實踐家與先行者,乃台灣人應追隨的建國精神。(by Aries) 詳細介紹
林山田(1938-2007)
台灣台南市人,致力建造台灣為民主法治和社會公義的國家而奉獻。為爭取言論自由,組「100行動聯盟」,廢除「刑法100條」;退報(聯合報)運動。為台灣建國大業,籌組建國廣場和建國黨,並任副主席。撰寫「建造自己的國家」手冊並自費發行。
一生黑白分明淡泊名利,以行動和熱情為台灣建國奠基。(by Rainbow) 詳細介紹
盧修一(1941-1998)
他說:「天下沒有什麼好事會平白掉下來,權利是爭取來的。」自小與寡母相依,不畏環境艱困奮鬥完成政治學博士。
他進入立法院後,參與多項重要法案改革,面對惡政惡法,不惜勇敢衝撞,即使生命遭受迫害、威脅,仍不改其從政的初衷。
1997年蘇貞昌參選台北縣長時,更因為他的「驚天一跪」而逆轉勝。
為完成民主建國的大志,點燃生命最後的火花,其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後人追隨的人性價值。(by Jade) 詳細介紹
陳定南(1943-2006)
曾任宜蘭縣縣長、立法委員、法務部長。在宜蘭縣用心建設令人感懷,注重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冬山河的建設更顯現他對保有大自然風貌的用心與期待,對各項公共設施建設完工時的檢驗極其嚴謹,要求盡善盡美,人稱「陳青天Mr. Clean」。曾說:如果討人喜歡與受人尊敬不能兩全,我寧願受人尊敬。
一生清白、公私分明、一介不取、以國為家,堪為全台灣國人民所崇敬之台灣神。(by Emma) 詳細介紹
鄭南榕(1947-1989)
在戒嚴時期,勇敢的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在台灣的開展、抗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行戒嚴38年。公開主張台灣獨立,大聲說出「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1987年2月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公佈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228為和平日,是台灣建國的先驅先行者。(by Cathy) 詳細介紹
陳文成(1950-1981)
在美國求學、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研究政治理論,積極參加同鄉會、人權會,推動民主基金會,在財力上支援本土的《美麗島雜誌》,也埋下日後殉難之因。1981年7月2日上午,三名警總人員持約談傳票,從家裡把他帶走。這件事,使國際社會正式凝視國民黨的胡作非為,使美國政府果決處理校園特務的告密習性。
其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不畏強權的精神,是台灣建國的先行者。(by Cathy) 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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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山教育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1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人口壓力是否必然是戰爭的原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物競天擇,放到人類身上,有損人為萬物之靈的說法,如果人類只認識到叢林法則,不知智慧科技的突破,則嗜血的人性,當然會耗損地球的資源而自取滅亡之道。

很久以來,一些思想家便認為:人口壓力是大多數嚴重衝突之根本因素。一個古老的觀念是:在人口過剩的國家,必定經常發生暴烈的社會衝突、革命及戰爭。反之,在人口稀少的國家,政治衝突之性質便較溫和,統治者受到挑戰之機會較少,太平之世也較容易維持。古代的亞里斯多德及柏拉圖(Plato)便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政治暴亂。蒙泰恩(Montaigne)在其「論文集」(Essays)第二冊第二十三章中,用他那時代的醫學字眼提到戰爭,形容它是種「國家的放血現象」,即將過剩的青年人之血排除掉,以維護國家這一生物體之健全。這也是當時的一個流行說法。許多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家,皆將當時的社會動亂,歸咎於人口之增加。例如胡登(Ulrich von Hutton)在1518年便寫道:「戰爭之所以必要,是為了使年青人離開國家,因而使人口減少」。佛蘭克(Sebastian Franck)在1538年又補充道:「若非借助於戰爭及死亡,我們都將離鄉背井,變成吉普賽人四處流浪。」到了18世紀,所謂人口壓力使得政治衝突惡化之說,更直接為馬爾撒斯的理論提供靈感。馬爾撒斯認為:人口增加若發生在貧窮階層之中,一方面將使他們更為貧困,另一方面也加深他們對富裕階層之忌妒,進而起來摧毀現有之社會秩序。

但這些人口壓力學說之缺點,在於過份簡化了問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未必是好戰的國家,否則荷蘭該是全歐洲最好戰的國家,因為它的人口密度最大。又如中國,雖然數千年來皆是人口過剩,但卻極愛好和平。而北美洲的印地安紅人,雖然散佈在廣濶之土地上,卻是彼此不斷發生戰爭。法國大革命除去人口過剩之外,尚有其他原因。此外,1905年及1917年的兩次俄國革命,都是在人口稀少的國度裏爆發,完全無法適用人口壓力之說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46-47。

生殖力是平衡人口增長或削減的自然因素,人類大可不必太擔心過多的人口會吃掉地球,而是貪婪的人性會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當然人類不必怕人口會太多,多少資源就能養多少人,耗損地球資源、浪費糧食、生活靡爛、貪慾不足,自然會有天災、瘟疫、生殖力不足、到極端的自相殘殺,或外來的磒石一擊,人類死光光。

在高度開發的工業國家中,不同之處有二。衛生環境之改善、豐富及營養均衡之飲食、以及醫藥之發達,減低了死亡率,但出生率也同時下降。由於目前尚不可知的生物學原因,營養不良及生理上嬴弱的人,當有旺盛之生殖力,而食物改進、體力增強之後,人的生殖力反有下降之勢,因此與常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此外,生活享受之提高以及教育之普及,加上個人主義之流行,也促使人們自動節制生育。結果低出生率配合低死亡率,同樣可以達到人口的穩定。人口縱有增加,也是十分緩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49。

哀兵必勝,窮國自強,寒帶貧地,掠奪性強,反而領有強大的軍力,會侵略南方富有土地,是否自由安定的生存是唯一值得捍護的財產?

在遠古社會,經濟對地理之依賴性很大,但隨著科技之進步,這種依賴性逐漸減小。有關自然資源的政治學說,與有關氣候的政治學說一樣,長久以來都是只涉及個人心理,而且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即一方面資源豐富似乎是權力的泉源,因而也是社會及政治發展之本錢;但另一方面,財富卻有腐蝕體力及膽量、造成麻木及退化之作用。

古代的人似乎偏愛後一種看法。例如,孟德斯鳩便認為:土壤肥沃及資源豐富容易導致奴役。資源匱乏反而促使一個民族獲得自由、免於外族之奴役。在富庶的國家裏,「佔全人口最多數的農村百姓,並不刻意維護自己的自由,因為他們終日為生活及工作而各自忙碌,無暇兼顧其他。富庶的地方只怕搶掠及軍人。」反之,在貧困的國家中,「自由是人們惟一值得捍衛的財產。」而且,「由於土地貧瘠,人們較為勤勞、理智,慣於吃苦,而且勇敢善戰。因為他們必須補償從土地所得不到的東西。而國家富庶所帶來之安全感,常造成一種懶惰及只求自保之心理。」這種將勤勞與民主連上關係的價值論斷,古代的思想家諸如凱圖(Cato),都已充份發揮過。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58。

現代人出國旅行,參觀各國的皇宮寺廟、各種景點,大多為過去歷史皇家獨裁的產物。文化、文明,於多元文化的現象已經不侷限在皇室或是極為豪華的建築。

絶大多數的西方思想家則認為,衝突的現象由於技術之進步而漸趨緩和,因為技術進步將逐漸改善資源不足的現象,後者也是衝突的主要原因。我們上文提過,人類一直是生存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而且需要量永遠超過供給量。所謂「低度開發」一詞似乎表示一種不尋常的情況,而「開發」則被認為是種正常現象,其實反過來說才對。在20世紀以前,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何處都是「低度開發」的社會,因為沒有一個社會能夠保證滿足所有成員的基本需要:食、衣、住。今天此一情況不過僅僅開始有所改變而已。工業化社會多少已能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夠滿足人民的「次要」需求(如舒適、閒暇、文化)。但這種工業化社會只佔極少數,甚至不到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由於低度開發國家的人口增加率遠超過這些國家,其比例尚有日愈降低而非增高之趨勢。

資源不足通常導致不平等之現象,即少數特權階級享受到富足,大多數百姓則不能獲溫飽。往往一般人民愈貧窮,少數的統治階層愈是顯得奢侈豪華。在饑荒連年的國度裏,腦滿腸肥本身便是權力的象徵。百姓衣不蔽體時,特權階級是金衣玉褸。百姓擠在污濁的貧民窟甚至露天而睡時,富有者則興建金璧輝煌的宮殿。這種大多數羣眾生存在饑餓線上、少數人享受富裕、生活奢侈的情況,本質上便具有爆炸性。不平等造成強烈的敵對感。老百姓仇視特權階級,特權階級則恐懼老百姓。政治活動於是常採暴力形式。一方面是羣眾的暴力行為,因為他們心存反叛;另一方面是特權階級針對羣眾的暴力行為,目的在求保護自己。但在貧窮的社會中,似乎也唯有讓特權階級壓榨廣大羣眾,文明才可能發展。因為如果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求社會平等,則社會上所有的人勢須終日辛苦工作,以求苟延性命。因此,只有當一部份人享受必要的閒暇,因而加重其他人的工作負擔時,才可能有思想、藝術及文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77-78。

1979年出版的這本書,早就看到未來科技進步過度被開發會有極端的衝突,而向外展現國力或侵略會成為緩和國內不滿壓力的方式。

快速的開發則產生相反的後果。社會結構上極端的變革,往往使既存秩序顯得不自然。而且既然實際上已經發生變革,更證明變的可能性。結果,以往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又不公現象,現在便無法再為大家所接受。於是貧困的羣眾與少數特權階級之間的衝突便趨尖銳化。而且,高速開發往往摧毀了傳統的結構,使得許多人失去憑藉及所有。他們覺得在自己的社會裏反而成了外人,因而有種名符其實的「疏離」感。而傳統結構之破壞,也使人們更易感覺到貧窮及不公,也因而更易萌生反叛之心。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0。

國內的流浪遊民會越來越多,其原因在於生活步調無法跟得上現代科技腳步,而所得到的生活補貼,無法滿足基本生存所需,當前因自我放逐的心理缺陷亦是原因之一。

在同一階段,傳統文明也因與現代科技術接觸而解體。由於技術文明之突然引進,以一種平衡的人際關係制度為基礎、經過千百年逐漸形成、而且往往有根深蒂固文化的社會,於是驟然發生崩潰。古老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古老的價值觀念也被否定,而且沒有新的價值及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取代之。狄倫(Germaine Tillon)在法文裏發明了一個非常傳神的字眼——「遊民化」(clochardisation),來形容這些社會所遭遇到的局面。它們真的都變成了一羣羣無家可歸的遊民與乞丐,一方面受到舊式社會的排斥,因為它們已不再能接受舊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也不容於新式的社會,因為它們在生活程度及文化上與新式社會仍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1。

人類的政治行為,並非可以簡單用馬克斯主義的化分成各種階級,而是彼此不斷交衝、互補的結果。流行文化也是某些族羣的遊戲,人性由虛榮產生的變化,充滿無常性質。

西方的理想主義往往只是掩護特殊物質利益的一道烟幕。但制度、文化、意識型態及價值系統也不只是社會經濟環境的副產物。相反的,它們不僅決定政治衝突的形式及範圍,而且更影響這種衝突之形成、惡化或緩和。在所有政治衝突之中皆存在著文化的因素,而且迄今我們所談過的所有因素,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文化因素。凡是有關個人能力、生存競爭、種族、人口壓力、地理環境或階級的看法或信仰,與這些物質因素之本身皆屬同樣重要,而這些物質因素本來又無法與文化孤立開來。除了極少數的沙漠成原始森林以外,地理環境都已經過人的改造;種族之別也是一歷史而非生物學的現象;宗教及信仰更影響人口之成長;心理學的對象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某一社會在某時某地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往情形;個性(personality)之形成也取決於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地位(status)與角色(role)都是說明個人與其文化環境的某種關係;階級意識及對階級鬪爭之立場皆可加劇也可緩和實際的階級鬪爭;科技進步與文化更有密切的關連;階級與文化兩者也不可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83-84。

兩黨政治、多黨政治,依民主規則,亦含有虛偽欺民的作用,然於今日資訊發達的現況,會有誇大而難行的主張。

在兩黨制之下,兩個政黨常甚相像,其相似之原因也很容易找出。以今日的英國為例但撇開已不重要的自由黨不談:試問由誰決定保守黨或工黨贏得大選?顯然不是兩黨的忠貞信徒,因為這些人不論本黨的表現如何都會加以支持,而是大約一兩百萬張的遊離票,也就是那些政治立場介於兩黨之間,有時支持保守黨、有時支持工黨的選民。為了爭取這些人選票,保守黨必須洗刷自己的保守性格,工黨也須緩和自己社會主義的立場。兩黨皆必須擺出溫和引人的姿態,必須提出偏向中間立場的政策。因此在實質上兩黨便非常相似了。在此情況下,兩黨之衝突化為最小程度,所謂「兩大陣營」之說,便與事實不符了。

多黨制的效果正好相反。每一個政黨只有設法削弱立場最近似自己的敵對政黨勢力,才可能增加其在議會裏的席次。因此各黨便不惜儘量小題大作,避而不談與敵對政黨的主要相似處,而只強調彼此在細節上的不同。結果立場相近的政黨,彼此間的鴻溝反而加深了。主要的爭執雖未惡化,但也不如兩黨制有趨向緩和之現象,而是被掩蓋在小問題之後,因而多少造成政治活動的虛偽性質。在多黨制之下,政黨之間常須聯合行動但這種聯合只有增加局面之混亂,因為立場中間的政黨有時加入右政黨,有時加入左派政黨,態度並不穩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7。

台灣人的意識分析,不在於生命或生活的價值,而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各種尖銳化的衝突,有極大裂痕,統派或反台派,想依靠中國的赤化來坐享台灣利益,必然成為奴隸會死得很慘。

意識型態的另一功用是鼓吹一套價值系統。所有的社會都需以某種善惡是非之標準為基礎,而這些標準之界定便構成價值系統。這些界說本身是種信仰,因為善惡是非的觀念與經驗無關,而是基於信念及自的遵守,因此在本質上便是種意識型態。其實,所有的意識型態或多或少皆是種價值系統,即使那些自認為具有客觀性者亦然。並非所有的現象及所有的社會活動價值判斷之對象,但至少有許多都是。在某些類事務中,判斷的範圍及程度又較其他事務為廣為深,尤其是涉及宗教、家庭、兩性關係、以及政治之事務。從什麼是有益或有害、順眼或不順眼,到什麼是公平與不公平、好與壞的過程中,政治衝突的程度也逐漸加深而愈加難以協調。因此,意識型態常使各種衝突趨於尖銳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92-93。

台灣有多元化的婚姻存在,生活方式亦有高度的融合,是他國少有的現象,顯然台灣人對外來的文化較沒有排他,故和保守的所謂中華文化有所差異,是好的現象。

但以文化來界定民族,範圍最廣也最正確。這樣定義並未排除其他因素,反而包容而且充實了其他因素。各種社會現象在某一社會出現的成分及形式,基本上便構成了一個文化之特色,而這種成分及形式之差異,則決定於歷史經驗。這個界說同樣適合「民族」,也兼容了以上所舉各種不同的因素。因此,民族本質上是歷史的產物,正如心理分析學家所說。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5。

自由和不自由,和經濟並沒有很大的關係。唯自由度大的國家可以得到較為公平的民間企業發展空間,特權制的經濟方式,容易形成暴起暴落的風險,成為國家崩裂的主因。

形成強烈的對照,但若仔細加以觀察,則經濟發展的程度與「自由化」的大小,其間並無絶對的平行關係。這尤其可從波蘭與南斯拉夫的情形看出。這兩國在「自由化」之程度方面皆超過蘇俄,但在經濟及工業方面卻較蘇俄落後。此一反常現象似須以民族因素解釋之。原來波蘭與南斯拉夫皆有為自由而奮鬥之悠久傳統,無疑使兩個民族培養了對自由的需求感,而且兩國的政界人士泰半曾在西歐大學接受教育——尤其是在法國,因此多少受到自由思潮之薰陶。歐洲各國政黨制度在19、20兩世紀中的不同發展,是民族文化影響政治鬪爭的另一例子。下文我們會看到,每個國家正如一塊同樣的布料,結果因為特別的因素而繡上了不同的花紋。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7。

資本主義好?獨裁主義好?共產主義才好?依各國建國的歷史因素決定。然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人與人得到保障,而人民公民教育成熟度就成為國家安定的力量。

馬克斯主義者強調政治體制與生產制度之模式不可分,認為國家共有四種類型:古代的奴隸國家(slave state)、封建國家(feudal state)、資產主義國家(bourgeois state)、以及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每一類國家正好符合一種生產方式及財產所有制度。但在各類國家之下,又可分成若干「形式」,也就是若干政治體制。例如奴隸國家可再分成東方獨裁制(Oriental despotism)、暴君制、共和國、帝國四種;封建國家可分作領地制(seigniory)及中央集權王國制(centralized monarchy);資產主義國家可分成西方民制及法西斯制;社會主義國家亦可分成蘇俄式及其他的所謂「人民民主國」式(people’s democracy以東歐各國為主—譯按)。因此,在同一種生產制度及財產所有模式之下,可以有不同的政治體制。這些不同的政體,也反映出同一種生產制度內部的差異。

試以中古的生產制度為例。因為是以原始的農業技術為基礎,所以造成地主與農奴之間的對立。大體而言,它也有先後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它出現於一種封鎖式的經濟,每一塊領地生產其居民生存所需的幾乎一切必需品,只有十分原始的商業或交易行為。與這種封建制度搭配的是一種權力極端分散的政體,政治權力由各封建領主所分享,彼此之間僅有鬆懈的層次地位之別。其後,由於交通及商業的進步,封閉式經濟為交易經濟所取代,各封建領主在地方的獨立地位逐漸沒落,於是才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王國。

同樣的,資產主義國家也因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內部之差異,而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流行之時,大地主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時資產主義國家往往是以法國路易菲力浦時代的議會王國形式出現。反之,當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受到工人運動的衝擊而動搖、使得社會主義的潮流有居上風之勢時,資產主義國家便常出現法西斯式的暴力及流血。因此,議會王國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擴張的初期,法西斯國家符合其衰微的階段,而以政治自由、多黨制度、及選舉競爭為基石的西方民主國家,則出現於資本主義的全盛時代。

(未完待續,撰於2016/08/27)


延伸閱讀:
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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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緒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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