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中，最令人費解的是「何以台灣人如此敵視中國」？
大清時代固然不論，即使在日治時期身為日本國民時，台灣人也從未敵視中國，頂多是察覺兩者文明發展層次有別罷了。台灣人之所以敵視中國，全因為戰後蔣介石佔領統治的移情作用，加上黨化教育的順水推舟所致，並非基於歷史經驗，也不是理性思考的判斷，而是受國民黨強行移植之結果。
規矩既是國民黨訂的，這始作俑者便能毫無罣礙的搶先搭建國共平台，以攔路虎之姿和中國把酒言歡，留下憤怒的台灣人在不知所措之餘，反而更忠實捍衛國民黨的「統治基礎」。連陳菊的破冰之行也難逃此一陷阱。
現實是，中國是東亞不可忽視的存在，台灣有必要和中國交往。既然如此，台灣人與中國的交往根本不需要「代理商」，應該親自為之。
二○○八年起世界已然處在巨變的當口─美國不僅對快速親中且可能離間「美日安保體制」的「台灣統治當局」不發一言，甚至還讚美有加，這顯然是希拉蕊奉行「靈巧力」（Smart Power）外交理論與其所言「典範移轉」（parading changing）的實踐。假使台灣人不先駐足觀察世局可能的巨變，反而在知識與機會上自我繳械，在國際政治方程式上，特別是決定台灣地位的遊戲中，台灣人只能淪為「常數」（客體）而非「變數」（主體）。金正日的行為絕不可取，但其靈巧身段卻值得體會。
在《林志昇等控告美國》（Lin vs. US）案件中，美國政府為個案勝訴之目的而閃躲其ＳＦＰＴ條約義務的事實，等於自棄其「佔有現狀」（Uti possidetis）的法理優勢，加上綠色陣營經過八年執政的殘酷教訓，台灣人不更應順勢而靈巧的自救嗎？由《台灣關係法》中的「台灣人民」出面接觸中國，不更符合該法與美國的和平期待嗎？
交往不代表合併，堅持台灣已經保有的主流文明與現代性而交往，必然能確保「獨特台灣」的利益。台灣人「越過代理商」直接和中國交往的可能性，已經是應嚴肅面對的議題了。（完整版請見http://tw.myblog.yahoo.com/hoon-ting/article?mid=12436&prev=12447&next=12433，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