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太陽花學運進行得如火如荼，這場因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起、由學生主導的群眾運動佔據行政、立法兩院，逼使行政院長江宜樺與學生直接對話，令總統馬英九同意逐條審議服貿原文，可謂寫下學運重要一頁。發展至此，總有一些聲音把學生標籤為暴民。如果偷吃副祕書長的太陽餅也算暴民一種，可能我們要看看英國的學運和示威文化。
2010年，政府因緊縮開支決定大幅調高學費到九千英鎊（約港幣115,000），引發全國大規模學生示威，數以萬計參與者在11月10日在倫敦市中心遊行，其中 數百位更佔據執政保守黨總部。一個月內，學生再分別舉辦三次大型示威，每次都包括佔領主要地標、塗鴉、破壞、投擲物件等行為。事件造成多人被捕和受傷。官員指責學生行為暴力，跟和平示威靠不上邊；參與者則投訴警方過份使用武力，導致多人浴血。
雖然示威帶來損毀和不便，但輿論未有大力抨擊學生，以後反加學費更成為年度示威活動，總有成千上萬學生參與。去年12月的示威，學生再次嘗試佔據倫敦一大學建築物，兩日的示威造成41人被捕。警察的鐵腕控制總惹來批評，政府、輿論卻不至於加以抹黑，評論時一再強調示威和言論自由是英國社會的核心價值。
大概成熟的公民社會就是如此嗎？學生為教育政策站出來，行為有時摻雜暴力，不完全為社會認同，警察更以嚴厲手法對待，但社會給予大尺度的包容，令這些示威能持續進行下去。更有組織舉辦全國性會議，討論市民該如何捍衛示威的自由。
相比起英國學生運動，反服貿的靜坐，以致佔領行政院所涉及的暴力真的是雞毛蒜皮。那英國學生也是暴民嗎？或許是。但社會對他們的態度，可能說明了一點：做個對社會關心的「暴民」，比當一個什麼都不吭聲的「順民」更履行了個人對社會的責任。
Tanna Chong
倫敦大學學院國際公共政策碩士
記者
Source: 世界時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