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二月八日，位於台東的「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一群年輕的台獨政治犯發動一場監獄革命行動，事敗六名行動者逃往山區，軍方乃進行圍捕，在警方及原住民的協助下，十天內將六人陸續捕獲，其中惟鄭正成倖免一死，餘五人皆於同年五月三十日槍決。
十三年前（二00二）筆者完成十三位泰源事件相關人物的口述史，並參閱國防部檔案，曾經撰文澄清泰源事件並非單純的「劫械逃獄案」，而是帶著政治主張的集體行動。可是這兩年，卻有少數統派的政治受難者說，泰源事件是一場「獵殺紅帽子」的行動。彼論述的前提是，五0年代中期以後左翼人士大致已被國民黨肅清殆盡，接續的反抗運動是台灣本土的「地主階級及地方仕紳」，走的是親美親日、反共反中反社會主義的台獨路線，即便有一些自發性的知識青年反抗組織，也因缺乏左翼思潮導引，而走上反國民黨反外省人的台獨路線。從而，這些統派受難者認知的泰源事件是要「入監殺掉紅帽子人士，以向美國宣示他們的反共立場，尋求美國的支持。」
如此一來，一場台獨革命行動豈不是淪為監獄內部的紅白（統獨或省籍的）內鬥？個人認為上面的說法頂多是「以論代史」，涉及事實部分常只根據徐春泰、施明德的片面說法，例如徐文贊說「施明德他們……目的要逼我們這些老紅帽子跟他們合作，去搞暴動，我們不從就要把我們幹掉…」，則又與「向美國宣示」的說法矛盾。
戒嚴時代的政治犯組成，主要來自共黨或台獨（的所謂叛亂嫌疑）。當時不論統獨政治意識形態，都會威脅到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正當性，即便在獄中擁擠的生活不免有來自紅白信仰差異而來的摩擦，但同是不當審判的受害者，出獄以後應該站在一起，從人權的角度共同譴責昔日的壓迫者，而不應以今日的信仰差異來扭曲昔日的記憶。
從2015年2月出版的《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一書，意外地看到泰源事件被槍決的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等五人的遺書，更難得的是附有江炳興手抄的﹤台灣獨立宣言書﹥，它開宗明義說「深信壓迫與奴隸存在時，為自由奮鬥是應該的」，又說「台灣是屬於所有台灣人的台灣，我們決心不再受壓迫。」而江炳興寫給父母親的遺書還說:「男兒當頂天立地，繼往開來，死而後已。」這些從昔日檔案看不到的資料既已出土，希望能進一步彰顯泰源事件的革命性質，遏止那些臆測貶抑的傳言。
Source: 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