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7）日是首度「言論自由日」，內政部下午舉辦座談會，談到中國因素對於言論自由的影響，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說，當一個國家，把書本在海關當成違禁物品，只要是經過Ｘ光掃瞄，發現有疑似書本的東西，就必須把它打開來檢查，檢查它是不是屬於禁書，只要它上面有寫「歷史」，還要特別挑出來翻，這樣子就會造成人民心生恐懼，「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更不要說現在的NGO工作者李明哲」，鄭竹梅認為，政府應該還是有在協助，但就她而言「還是會產生恐懼」，如何讓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
而就人民來說，鄭竹梅認為，人要如何面對心理的恐懼，做出什麼選擇，可能就是要面臨挑戰。因為它就是現實在我們週圍發生的事情」。她強調，「當然，還是要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保持、維持言論自由」。
政院去年核定每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日為「言論自由日」，今年首度「言論自由日」，內政部下午舉辦「台灣言論自由之發展與挑戰」座談會，座談會由內政部長葉俊榮主持，包括文化部長鄭麗君、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鄭南榕女兒鄭竹梅、《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等人。討論聚焦在言論自由的經驗、言論自由日的意義、中國因素、言論自由與社會運動、假新聞與《集遊法》修法等議題。
主持人內政部長葉俊榮提到，今天有很多文化創作家、歌者到全世界，「包括也到大陸去」，是否因全球經濟實力消長而受到箝制，而行政院長林全稍早也提到是否有「自我審查」，因為商業等各種考量，這其實是當今言論自由所面臨的另一個課題。
鄭麗君表示，她上任擔任文化部長後，的確「中國因素」成為台灣文化表意的一個新挑戰。近來一些演藝工作、文化工作者在中國遭到被要求表態，箝制不說話的自由，其實但中國也不完全針對台灣，「我們也看到受害包括日本藝人，也包括限韓令」，的確中國因素成為跟中國經濟文化往來，乃至表意自由的一個新挑戰。
鄭麗君說，在談政府該如何回應前，她面對這現象之前都沒說出她的感受。「當我看到台灣文化工作者、電影工作者在中國遭到中國政府要求進行政治立場的表態，看到國內和網路上的輿論，看到這些命題讓我感到難過，討論某某某做了什麼遭而中國封殺？到底有沒有做這些？做這些當時是真的假的？為什麼當時有做後來改變他的說法？為什麼要去中國？不一定靠中國市場啊」？有一些針對政府的，我們要誠實虛心接受：我們政府到底做了什麼，讓藝人在中國遭受這樣的待遇？
鄭麗君直言，很多命題都是圍繞做了什麼，遭到中國封殺，這命題不是說：為何中國可以箝制表意自由？為何中國可以傷害言論自由？為何在21世紀，還有個國家的政府是可以強迫政治表態，可以傷害『不語』的自由，「我覺得這命題要優先被回答，這命題不管身為個人，或身為部長，或身為台灣人、身為日本人、身為美國人，不管身為哪國人，不是都該一致地先對這個命題一致來提問嗎？我們也不斷看到西方民主國家要求中國增進它的人權保障」，不能繼續進行自由的箝制。
鄭麗君說，2012年，德國一位文化部長在柏林影展開幕致詞時，「當場也有很多中國影視工作者在，他在當場公開呼籲中國，必須要公開譴責中國箝制言論自由、表意自由，呼籲德國政府必須公開聲援劉曉波和艾未未，我想這就是一位文化部長的良知」，這是每個國家都可共同做的事情。
「相信這樣的事還會發生，如果我們認為言論自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自由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再歸責於個人，就好像台灣人習慣就是，孩子出門被打了，回來先罵孩子，我們應該反省這樣的行為。你可以歸責政府，但不應歸責於孩子」，鄭麗君說，這是她第一點要講的心情。
兩岸文化輸入中國「潛規則」是我們要走的路嗎？
接著鄭麗君提到，在面對中國因素時，兩岸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這幾年她在擔任立委時，也一直在關心「潛規則」的輸入，兩岸發展過程中，不只輸入資本，也輸人「潛規則」，這對台灣文化的發展，我們自詡為亞洲最自由、開放的文化體，當我們的多元文化跟自由開放是最具爆發力的時候，這「潛規則」的輸入，是不是我們要走的路？
鄭麗君表示，「當然每個個人都有權選擇他到哪個國家工作，並不是因為他要去中國工作就遭到這樣待遇，身為政府我覺得有責任，如何讓台灣的文化發展有這樣的免疫力，我們有我們自己文化的主體、文化的信心，但是我們有免疫力，當我們跟不同國家來往的時候，我們依然保有我們最自由奔放，最本來的文化特色，跟我們文化的話語權」。
鄭麗君繼續表示，這是她核心的文化政策的思考，就像兩公約提到的，「消極的自由是不受干預」，她的文化政策是：藝術自由有兩個層面，第一是不受政治干預的藝術自由，藝術創作、文化發展的主體是人民，不應受到政治力干預，當然文化不可能再為政治服務，但這命題要更細微思考的是：當政府文化政策在進行發展過程中，其實很容易就造成主導性。因為要去發展它，而產生了文化的主導，其實補助的政策就是一個需要好好思考的，透過資源下放，是不是可能去主題、扭曲文化內容發展，而不去尊重個體自由和由下而上發展的可能？
鄭麗君強調，她選擇的文化政策走向就是「去中心化」，應該積極地在文化發展過程去發展「中介組織」，由公民團體和專業團體組成，是大家共同治理的平台，可以透過專業的平台組織，去進行資源的下放，這也是法國、英國和許多歐洲國家所採取的文化策略。
鄭麗君說，明年開始要進行轉型，進行藝術發展的資源下放，希望把資源過渡到國藝會，但希望國藝會建立公共參與、治理的平台，接受公共課責來進行藝文扶植和資源下放。這也就是第一就是消極對自由保障要做到「去中心化」，這是文化政策核心概念的「臂距原則」、「等臂原則」，政府支持文化，不介入內容發展，但要保持一個手臂的原則。
第二，鄭麗君表示，人民需要更積極的表意自由，「他想創作、說話、表達意見，能得到公共支持。所以我的文化政策就是要建構一個公共支持的體系，它可以來支持台灣人在文化上面自由地發展」。
「它有兩個意涵：你可以自主的說你想說的話，說你想說的故事。第二，在國際資本結構下，尤其過去經貿發展過程中，台灣不是那麼重視在地文化的傳播權，我們要來建構一個在地文化的傳播權、話語權。如何建構一個支持體系？簡單說，讓台灣人發展自己的文化，在世界上說自己的故事。也就是進行『強本』，發展免疫力，才能來面對外國的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造成的失衡」，鄭麗君說。
面對中國因素，文化部長鄭麗君強調要強本、有文化話語權，才能有免疫力。圖／唐詩
接著她也提及政府要推動「前瞻數位基礎建設」文化部分，「過去特別預算大多是硬體建設為主，這次特別放入文化內容的數位建設」，它的前瞻性基礎性是什麼？我們選擇從「國家記憶庫」做起，當我們發展文化時要知道我們有怎樣的記憶，怎樣的文化DNA。第二部分是支持未來技術標準的影視音內容產製，第三是未來新媒體，網路超寬頻速度的追求必須要有台灣的原生文化的內容，「現在是4G，未來是5G，速度快但都在服務他國的文化內容，其實缺乏自己的文化內容」，這三個計畫是積極支持台灣本國文化傳播權的基礎建設。
鄭麗君並表示，通路的部分，像NCC制定自製比例，讓台灣的影視內容有更高的能見度，也在思考擴大國片院線，另外像公廣集團的發展，也正在思考提出政策，作為台灣文化在國際發聲的一個平台。「台灣擁有跟中國非常大的差異性，就是我們的自由，世界無國界記者組織選擇台灣設立亞洲總部，我們也期待公廣集團成為全球最被信任的華語的大平台，這是我們可以追求的願景」，「這個華語社群裏面包括華語、台語、客家，原住民，都可以在裏面說自己的故事，像最近的通靈少女，透過HBO其實傳播到全世界，裏面就有豐富的台灣在地文化元素，也可以跨域發展成為不同的新媒體形式」。
鄭麗君講到一半，麥克風突然「失聲」，一旁的葉俊榮幽默表示「不是我喔」，引發全場一陣笑聲。之後一旁趕緊遞上另一支麥克風，但鄭麗君繼續強調，保障消極言論自由，政府如何思考建構公共的治理模式，建構公共支持的體系？是文化部正在努力思考的事情。
主持人葉俊榮接著提到『返校』遊戲就是典型例子，讓我們走入父執輩那段歷力，接著請鄭竹梅發言。
「書本成為海關違禁品」 讓人感到恐懼
鄭竹梅表示，所謂的「國際」主要來說就是呼應中國的壓力，不管台商或藝人都會有個恐懼。舉例來說，當一個國家，把書本在海關當成違禁物品，只要是經過Ｘ光掃瞄，發現有疑似書本的東西，就必須把它打開來檢查，檢查它是不是屬於禁書，只要它上面有寫「歷史」，還要特別挑出來翻，這樣子就會造成人民心生恐懼，「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更不要說現在的NGO工作者李明哲，還是要再次地呼籲、再次地提醒，我們都非常地關注，我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當然政府應該還是有在協助，可是就我來說，還是會產生恐懼。就政府來說，如何讓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就人民來說，人要如何面對心理的恐懼，做出什麼選擇，可能就是要面臨挑戰，因為它就是現實在我們週圍發生的事情」。
「當然，還是要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保持、維持言論自由」，鄭竹梅最後強調。
接著發言的何榮幸則認為，中國因素當然無所不在，從媒體立場到媒體營運方式，以及媒體表現出來的言論，所有東西都深受影響。再細緻一點談，中國對台灣文化霸權與解釋權的爭奪，在媒體上還有另一種情勢，在媒體上大量用置入式行銷，在台灣媒體上做大量廣告，這其實行之已久，監委吳豐山也曾糾正陸委會、經濟部幾個相關部會」。
「中國因素表現在媒體上，除了大家熟知的立場之外，不要忽略經濟力量對於台灣媒體本身會產生的影響，這部分我們缺乏足夠的警覺跟反省。吳豐山的糾正案出來之後，好像沒看出一些明顯改善，這樣的情況還是有，還是用各種軟性的方式出現，大陸各省份的旅遊、廣告還是在台灣的新舊媒體上大量地出現」，何榮幸說。
「當然，談到這也會覺得有一點感慨」，何榮幸接著反問，「當我們警覺到中國因素無所不在，對台灣媒體日益增加的影響，台灣政府表現有好一點嗎？其實民進黨政府執政後 置入式行銷還是一樣存在啊！同樣的情況，我們現在看到民進黨政府的很多部會，國營事業，仍是是用大量的置入式行銷想要籠絡媒體、收買媒體、影響媒體報導的方向」。
何榮幸：民進黨政府還在做置入式行銷，媒體也要反省
何榮幸說，置入式行銷是一個重要的方式，各式各樣的標案也是，「這麼多的置入式行銷，這麼多的標案，全都是人民納稅人的錢，你用在跟媒體之間，拉攏它，讓它拿廣告，混淆新聞跟廣告的分際，就如同我們在警覺中國因素一樣，同樣我們也必須要警覺：在台灣當政府施政的時候，當它企圖要混淆新聞跟廣告的分際，用置入式行銷的手法來表現的時候，從媒體的角色來講，是必須要進行全面性的警覺和反省」。
「一方面意識到中國意識的無孔不入，大量地滲透，這部分公部門必須要在其間承擔一定的角色，因為現有的法令有相關的規範，只是現有的陸委會跟經濟部這些相關部會，並沒有嚴格去執法，以及商議出一套可以在這方面處理的機制」。
何榮幸也指出，吳豐山監委糾正案之後，要做的事情還很多，至於媒體本身的警醒，是必須要從本國的政府到對岸的政府，企圖用經濟力，用置入式行銷，用標案的方式來影響媒體的報導方向和手段，要有更高的警醒、自律、自覺，以及對這樣的關係做一個清楚的梳理，才能夠在談言論自由時，去講清楚另外一件事：言論自由過去是用政治力量在箝制，現在的確看到政治的手好像逐漸在伸出，可是不要忘了，當今天政治的手伸出的時候，政府都會偷偷地在經濟方面，用廣告、用標案、用預算的方式企圖來影響媒體，這是媒體在「言論自由日」更深刻的自省，希望深刻思考後，在政媒關係時時警惕跟得到教訓。
Source: 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