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就是「范蘭欽」，經過立委管碧玲與網民比利潘等人的努力追索，「正身」已然「驗明」；連新聞局副局長也承認郭的陳述與調查結果有落差，最後僅「調離主管職」了事。「馬統」政府「輕輕放下」的包庇，形同拉開「族群」手榴彈的保險栓，等著引爆。
郭冠英自許「高級外省人」，用諸如「台巴子」、「台灣鬼島」污衊台灣，可以有心理學上的解釋；研究「邪惡」的心理學重鎮M. Scott Peck給「邪惡」下的定義是「維護或保存個人病態的自我完整，而運用權勢毀滅他人。」郭冠英洋洋灑灑的文字，完全證實他的「邪惡性」的由來。
隱藏在郭冠英心靈深處的「高級外省人」心態，並非不輕易的流露於筆端，而是正確的描述出台灣政治上的大關鍵。二戰之後，台灣的社會階級就是「高級外省人」壓制「被統治的台巴子」；「高級外省人」以「大中國」為尚，透過「黨國」掌控、宰制台灣。然而，「外省人」與「台灣人」不僅是「族群」的分類，更是在「政治權力」的「攫取與分配」下，形成「外省人集團」與「台灣人集團」，不過，「中風」永遠壓倒「台風」而已。
「外省人集團」固然以「外省人」為主，但是透過國家機器的掌握，以「棍棒與胡蘿蔔」的方式汲納台灣人進入「統治階層」，這樣子才能解釋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台灣人」支持或進入「外省人集團」，也才能解釋少數的外省人在選舉時為何可以取得不成比例的台灣人選票。「外省人」一步一步爬到「台灣人」的頭上，是經過槍彈、牢獄、利益以及意識形態清洗的結果。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進佔台灣時，台灣人基本上心存輕視，認為「他們較不現代化，仍在固守儒家的意識形態」。（見《悲劇性的開端》，頁九九）用史學家陳寅恪的治學方法，這兩種社會階級是不同的，「外省人」是戰勝國，儒家信徒，「台灣人」是戰敗的日本人民，強調現代化；不同的社會階級因此展現不同的政治特徵。隨著「外省人集團」的君臨，政治立場和思想信仰以及意識形態逐漸定於一，「台灣人集團」淪為邊緣，到今天還難以翻轉。
從陳儀派任為「台灣省行政長官」開始，「外省人集團」就是強勢族群。新成立的政府組織的公務員，台籍人士只佔五分之一，遠比不上日本時代的二分之一強，而且高階職位全為外省人佔有，至於中央指派的縣、市、鎮長，幾乎全屬外省人，如八縣市中只有兩位台灣人，「本省人」遭到歧視、污辱更是於今為烈了。「馬統」掌權，任命三個「院長」全屬「外省人」，可見「外省集團」的「高級」絕非虛言。
「外省集團」一方面透過「黨國」組織網羅台灣人，另一方面利用「侍從恩庇」建構地方勢力，然後將「軍公教」打成一體成為「基本盤」，另一方面則是發揚「大中國」意識，提倡儒家、文言文、國語……，同時壓制台灣文化、語言、戲劇與習俗；反正一切向「中」看齊。
「現代化」在政治上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民主、人權、法治；「台灣人集團」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二十年執政下積極進行「民主化」與「本土化」，相反的，「外省人集團」則力抗之，反民主、反台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所以，馬英九聽到別人叫他「台灣人」會不舒服，見到原住民會說「把你當人看」，甚至揚言「外省人當總統是台灣人的福氣」。馬英九的說法不正是郭冠英「高級」的實現？現在只看台灣人還願不願繼續當「台巴子」！（作者金恒煒為《當代》雜誌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