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促轉會公布了林義雄宅血案的調查報告，其結論指出，此案不排除是威權統治當局涉入的可能性。只是無論從法律、從現實，欲找到真兇，並加以訴追的可能性，可說是微乎其微。
於轉型正義的實踐上，最難者，即是對殘害人權者進行刑事究責。一個主要的原因，即是此類犯罪，因屬於結構性，故若殘害者一直掌握政權，就不可能為任何刑事訴追，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Pinochet)，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皮諾契特於1973年發動政變，取得智利總統之位後，就採取高壓統治，並大肆逮捕反對人士，直至1990年因總統選舉失利而下台。在這長達約17年的統治期間，官方統計有2000多人被殺害、1000多人行蹤不明，但根據智利情治系統的內部資料顯示，被殺害者恐得從2萬人起跳。只是皮諾契特雖然下野，但在其仍具有實質影響力下，對於這些殘害人權的暴行，也無法進行任何究責。
惟在1997年，皮諾契特來到英國就醫，剛好在隔年，西班牙因簽署羅馬規約，並根據此規約的要求，將其中殘害人權的行為入罪化，更明文此等犯罪，並無追訴權時效之適用，就使西班牙法院對皮諾契特發佈逮捕令，並向英國請求引渡，其也因此被逮捕與軟禁。但英國最終還是以健康因素，對皮諾契特為放行。智利的司法機關也總算開始處理此案件。只是皮諾契特身體狀況及年歲因素，就使審判進行的相當緩慢，並於2006年過世，關於其種種暴行，也僅能載於史冊之上。
殘害人權不應有追訴權時效
而同樣的問題，也發生於台灣，尤其是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的諸多法制不完備，更使轉型正義的落實，變得更加困難。
雖在去年刑法修正第80條第1項時，針對故意犯罪而發生死亡結果的行為，已去除追訴權時效的適用。而根據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2，在修正條文生效前，時效已進行但尚未完成者，就應適用新修法條，即無時效的規定，但若生效前，時效已完成者，就無適用新法之餘地。換言之，類如林義雄宅血案，就算於現今能找到仍活著的真兇，也會因追訴權時效已過，致無法進行刑事究責。故於未來，如何將殘害人權的犯行入罪化，以及此類犯罪不應有追訴權時效等，都是立法論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
也因刑事究責的不可能，就使現階段轉型正義之追求，就在儘量還原真相，以讓後人記取教訓。只是如此卑微的要求，又因總總機密保護的法規範存在，卻也顯得困難重重。
如在去年，促轉會向國安局要求調取林宅血案、美麗島事件、陳文成案等21件檔案，除僅調到一件外，其餘皆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2條第1項，以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全被列為永久機密。只是這些案件，發生距今皆已超過3、40年，如果解密會暴露國家安全情報網，豈不代表我國情治機關於情報蒐集的技術與方式，仍停留於過去而毫無進步與變化？更何況，到底有哪種國家機密可以是永久，也讓人無法想像。
以機密之名行保護違法之實
而立法院在去年中，特別制定政治檔案條例，以來掃除國家機密保護法所設下的障礙。其中第5條第2項就明文，只要保密達30年就必須解密，就可避免以機密之名而行保護違法之實。
只是令人不解的是，於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2項第2款，卻又明文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外關係之虞者，仍可保密長達50年。如此空泛與模糊的用語，又使林宅血案裡相當關鍵的證據，再度被封存，致得再等10年解密。如此的條款，與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永久機密，實僅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別，致暴露這些機密保護規範的荒謬性。
也因此，對於目前有關國家機密保護的相關法規範，明文50年、甚至永久保密者，實都應檢討其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同時，對於威權時代的種種資料檔案，若仍處於保密階段，實皆不合時宜，無論是總統府或者是行政院，都應立即要求相關的情治機關立即解密。若不如此，所謂轉型正義，只會是越來越遠。
Source: 民報／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