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黃天麟先生過世，感到非常地惋惜。雖然黃先生已經福壽全歸、功德圓滿，但因為他從未退休，且老當益壯，不斷地寫作，嘉論惠世，聽到他仙逝的消息還是非常不捨。
他經常在報上寫一些財經方面的論文，每次看完他的文章，都感覺到他對問題觀察的深刻，分析透徹且言之有物，篇篇都是難得一見的好文。他從金融界最基層的行員做起，一直做到第一銀行董事長，對金融業務非常熟悉，而其文章所討論的範圍非常廣泛，除了金融專業之外，更涉及其他財經政策，尤其對中國貿易投資政策，都可以用很精準的數據詳實說明，鏗鏘有力地支持他的立論。這也是他能受到故總統李登輝知遇，受聘為國安會諮詢委員，為當時剛開放不久的兩岸交流，奠定些基本架構與政策。
二○○○年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政府執行所謂「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政策，結果不到兩年的時間，國內一些電子加工業，尤其小型電腦幾乎全搬到中國去。當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經濟發展會議，黃先生跟幾位財經前輩在會議上一再強調，政府如不及時煞車，恐怕一些產業會連根拔起，轉到中國去，但這些主張在當時氣氛下，還是變成少數意見，最後雖通過了「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文字宣言，其實明眼人都知道，「積極開放」才是真正目的，根本沒有什麼管理，完全違背了李故總統「戒急用忍」的教訓。
個人跟黃先生較有接觸還是在二○○七、○八年。當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除了提出「六三三」外，更提出「兩岸共同市場」政見，在此議題下，我們的的確確地討論如何應對， 經過一場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國民黨終於將兩岸共同市場的主張下架。
在馬政府時代，黃先生每每集中火力，不厭其煩地說明兩岸經濟體制之不同，台灣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斷斷不可在已過度依賴的中國市場，再用貿易協定把兩岸產業拴在一起。否則，台灣不僅在經濟上更加依賴中國市場，在政治上也會失去應保持的籌碼，相信他這一番論調，經過美中貿易大戰後，更加印證他的看法。
黃先生對台日的民間外交也努力推動，無畏自己年高體衰，在風燭晚年，尚且僕僕風塵台北東京之間，為國民外交竭盡心力，非常令人敬佩；有一次我回台北，剛好他到東京公幹，但他還是在我出境前，匆匆地從機場趕回我住的旅館，與我長談數小時，對一位晚輩如此愛護，真令人感動。令人惋惜的是，下次再回台北，也無法見到他老人家且聆聽他的教益，真是一大遺憾。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經濟系教授）
Source: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