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教育委員會通過大學法修正草案，朝有利於學生權益的方向大幅推進，在十八歲公民權將交由公民複決之際顯得獨具意義，卻遭包括台大等諸多大學校長串聯表態反對。
這次修法要點針對校務會議部分，除了將學生比例從底線的十分之一提升為五分之一，也新增規定未兼任行政主管職務人數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二分之一，同時明訂校長遴選委員會應包含學生代表，也修訂學生事務會議及學生申訴評議相關會議之學生代表占比不得低於五分之一。
過往筆者擔任校級會議與學生會擔任學生代表的經驗，與學生權益有重大關係者如校務、行政、教務、學務等諸多校級會議，學生代表占比過低（甚至根本沒有學生代表），現行大學法「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校務會議全體人數十分之一」為例，就法理上來說應該是作為學生代表占比的最低保障，但實務上卻都成為各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的「最高上限」，學生代表在校務會議的力量就只有剛好區區的一成，使得「師生共治」、「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園民主理念淪為空談，導致可能會有議案朝有利師長但不利學權的方向推動，或者學生代表想推動對學生有利的提案往往因校內保守師長或行政首長的阻撓而失敗。
而大學校長們對於修法的反動言論，有人說「擔憂學生參與度高且行動力強，可能會對校務會議產生關鍵影響」，這不正顯示學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值得嘉許嗎？校長們的「批判」，在筆者看來倒是對學生自治圈的另類肯定。有校長認為必須要串連表達反對以在歷史上留下紀錄，吾人倒是歡迎他們自甘淪為日後的高教笑柄。
幾位學術界高層平日夸夸而談教育理念，自身卻做著反教育的最糟示範，當學生們在為增進公共群體利益而奮戰時，卻要被用威權的眼光鄙視，例如反黑箱課綱學運，當學生挺身捍衛台灣歷史反抗馬政府蠻幹，竟有五位私立大學校長發表聯合聲明，還有家長恫嚇學生「如果養成抗議習慣以後公司大概不敢僱用」；例如太陽花學運，當學生挺身守護台灣主權反抗警察暴力鎮壓，交大校長吳妍華竟諂媚當局稱「我們向警察道歉且沒把學生教好」。
大學校長們到底在怕什麼？（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碩士生，曾任校務會議學生代表）
Source: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