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大陸媒體一直致力於妖魔化臺灣的民主制度。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央視“海峽兩岸”欄目不斷播放臺灣官員貪瀆、國會議員打架的負面新聞，宋楚渝、李敖、邱毅等大部分臺灣民眾所不齒的政治人物，亦樂於利用此平臺惡毒攻擊臺灣社會。由此，中共當局希望將此種資訊傳遞給大陸民眾：民主不是一個“好東 西”，看看臺灣人民糟糕的處境，有了民主之後又能怎樣呢？還不是亂作一鍋粥？所以，與其有民主而天下大亂，還不如安安穩穩地在共產黨一黨統治之下做奴才。
此種宣傳教育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許多大陸民眾真的以為：臺灣人民整天都在“搞運動”，處在如當年大陸“文革”那樣的水深火熱之中。不過，有時中共醜化臺灣的行動做得太過火了，反倒激起大陸民眾的逆向思維來。當大陸媒體鋪天蓋地報導陳水扁家族的貪瀆案件時，許多大陸民眾開始反問道：這點錢算什麼呢，大陸一個鄉長貪污得都比臺灣總統還要多！而且，人家的新聞能夠自由報導、人家的司法能夠獨立審理，總統的夫人和兒子都被送上審判席，而我們這邊呢？江澤民、胡錦 濤、溫家寶家族的腐敗，路人皆知，他們照樣穩如泰山。於是，網路上出現了一些對比兩岸制度的言論。一看情形不對，中共的宣傳部門趕緊叫停了對此新聞的地毯式報導。
如今，當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臺灣社會的時候，卻發現民主帶給臺灣的絕對不是混亂無序、絕對不是藍綠對決、絕對不是族群對立，民主帶給臺灣的是活力與自由。從北到南，臺灣社會都是那麼安靜祥和，民眾彬彬有禮、熱情善良，社會治安良好。臺北的計程車司機也像北京的計程車司機一樣，喜歡嘲諷政治人物，但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大都比較滿意，他們不用像大陸的同行那樣，需要繳納重得像大山一樣的“份錢”。從這個門面行業便可以看出，兩岸普通民眾的“幸福指數”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若干次在街上問路，無論男女老少並沒有因為我們的大陸口音便另眼相看，而是熱忱指引、不厭其煩。用一句笑話來說，“臺灣的壞人都在電視裏”。確實，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名黑幫人士舞槍弄棒的兇悍模樣，不過數天之後其人便落入法網，播放此錄影的電視臺亦收到了批評。在此意義上，臺灣才是“和諧社會”的典範呢，大陸要達到臺灣這樣的“和諧”，在胡錦濤的治下恐怕是難以實現的。而達成“和諧”的根本因素，不是別的，正是民主 制度的建立。
我與許多臺灣的普通民眾交談之後發現，他們其實對政治並沒有那麼濃厚的興趣，他們更關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即便是在施明德發起“紅衫軍”大遊行的時候，外面的人擔心臺灣陷入大動盪。但是，整天參與街頭運動的僅僅是固定的一部分人群，絕大多數民眾依然是班照上、舞照跳。當然，對於政治人物的善惡，每一個人心中自有一把秤砣，儘管目前臺灣並沒有一位像曼德拉、哈威爾那樣的魅力型政治家，但民眾的選擇權卻是勿庸置疑的。他們不必像兩蔣時代那樣用生命去爭取民主與自由，他們只需要用選票便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臺灣的選舉投票率相當之高，連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美國都比不上。這是民眾對公民權利的珍惜。
臺灣新聞出版事業之發達，亦讓我頗為吃驚。在這個小小的、僅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島內，居然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有的以時政為主，有的屬於生活類，有的是低俗的娛樂甚至帶有色情的味道，也有的屬於高雅的文化類別。僅僅是宣揚宗教信仰的，便有佛教、基督教等各種宗教組織和機構所辦的傳教頻道。各路政治人物在電視上唇槍舌劍的辯論，尤其讓我感興趣。正是這種辯論文化，使得臺灣的政治人物個個都口若懸河，出口成章。假如讓大陸的胡溫參與辯論，他們必定瞠目結舌，敗下陣來。中共的領導人根本沒有經歷過平等辯論的薰陶與考驗，他們只能刻板地背誦那些由秘書早已草擬好的文稿，然後再裝腔作勢地引用幾句詩詞歌賦。如果參加面對面的、短兵相接的辯論，他們的口才和智商都不足以應付。所以，如果有朝一日臺灣的政黨進軍大陸，必然會如風捲殘雲一般拉枯摧朽，不必經過像昔日國共兩黨之間殘酷血腥的戰爭，便可以讓中共束手就擒。
言論自由乃是一個社會成為正常社會的第一步。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便是先開報禁，再開黨禁。與之對比，今天的中國報禁不開，政治體制改革便寸步難行。在臺灣，我所接觸的媒體人當中，有藍有綠，對阿扁亦有褒有貶。民選總統任由媒體評說，這與美國的輿論環境十分相似。而學術獨立也與言論自由密切相關。在臺灣，大學教授和學生們都自由論政，無拘無束，絕對不會出現大陸高校中的怪事：教授因“討伐”中宣部而被解聘、學生因推薦同學上海外網站而被開除。在臺灣，沒有一個黨能夠干涉大學的學術獨立；而在大陸，所有的大學都淪陷於共黨之手，無論是北大的傳統還是清華的傳統，都被中共破壞得面目全非。
當然，長期專制政治的歷史，使得臺灣島內仍然存留著若干偶像崇拜和扭曲的歷史敍述。我們在臺北和高雄都下榻于“國軍英雄館”，類似於大陸的軍隊招待所。國營單位服務自然不敢苟同，其中的陳設也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大幅宣揚國軍戰績的油畫，“偉大光榮正確”的表現手法與彼岸如出一轍。我們還參觀了“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其中對蔣介石和孫中山的頂禮膜拜讓我十分厭惡。
憑什麼讓臺灣人民都畢恭畢敬地尊孫中山為“國父”呢？就民國肇始之功績而言，孫中山遠不如袁世凱；就政治理念之現代而言，孫中山遠不如宋教仁；就人格人品之偉大而言，孫中山亦遠不如黃興。其人為了個人權力而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不惜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不惜引蘇俄之惡狼入室，中國大陸至今仍然受到共產黨之蹂躪，孫中山可謂罪不可赦。但在臺灣，與在大陸一樣，非議孫中山（即便是嚴肅的歷史研究）仍然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國父紀念館”中對孫的介紹，全是讓人肉麻的溢美之詞。對那些與之理念不同的歷史人物，則統統貶斥侮辱，如陳炯明被稱之為“陳逆炯明”。其實，陳宣導聯省自治，比孫之中央集權，更接近民主之真諦，倘若成功，中國也許就成為第二個美國。“中正紀念堂”中的陳設和歷史敍述，大抵也是如此，腐朽之陰風，臭不可聞。其中，對 蔣氏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二•二八”事件，根本就沒有一個字的表達。
我十分贊同臺灣當局及大部分民眾“去偶像化”、“去專制化”的想法。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民主公園”沒有什麼不好，拆除蔣的塑像更是告別領袖崇拜的必要步驟。有一些“奴在心中”的人不願意，正如今天大陸仍然有很多人崇拜老毛一樣，但他們不是主流民意。我在訪問高雄時，特意到不久前蔣氏塑像被拆毀的地方觀看。在那片空地上，小孩和老人們正在嬉戲玩耍，卡通氣球迎風搖蕩，這一場景讓我感慨萬千。這對一切獨裁者們來說，都是一個有力的警告：你們不要為自己塑造那麼多的塑像，塑像總有一天會倒下，而你殺害過的每一條生命，都將在地底下向你發出永遠的控訴。薩達姆那更加高大的塑像，不也在瞬間便灰飛煙滅了嗎？強橫殘暴的薩達姆，不也在絞刑架上結束了其可恥的一生嗎？
我在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內看到了一個“高雄的二•二八”的展廳。高雄雖然不是“二•二八”的首發之地，卻是國民黨軍隊最早開始血腥鎮壓的城市。該博物館的所在地，原高雄市市政府，便是一處市民傷亡慘重的地方。當我看到若干屍體重疊、鮮血淋漓的圖片的時候，宛如回到了當年的天安門廣場上。如今，臺灣的受難者們已經獲得了國家的賠償和道歉，若干紀念碑和紀念館也建立起來，各種探究歷史真相的研究著作也不斷出版。而大陸的天安門屠殺，什麼時候其真相才能大白於天下呢？
在我離開臺灣的那天，國民黨舉行所謂的“愛臺灣，捍衛中華民國”的大遊行，國民黨巨頭馬英九、王金平、吳伯雄等人均出席講話，在“中正紀念堂”前呼口號，表達對蔣介石地位的肯定。尤其怪誕的是，他們居然安排一名相貌酷似蔣介石的老兵李登科出場，在眾人的簇擁之下，向民眾揮手致意。這一場景讓我想起了大陸死於風月場所的毛澤東的“特型演員”古月生前的一系列醜惡表演。由此，我對國民黨逆民意、逆民主而動的做法深感厭惡。
馬英九在講話中表彰蔣介石“光復臺灣、保衛臺灣與建設臺灣”的三大貢獻，認為蔣介石“瑕不掩瑜、功大於過”。我完全不能認同這些看法。所謂“光復臺灣與保衛 臺灣”，完全是美國的功勞。如果不是美國打敗日本，臺灣焉能重回中國？如果不是韓戰爆發，臺灣早已落入共軍之手。蔣介石連大陸都失去了，屢戰屢敗的他哪裡有能力“保衛臺灣”呢？而“建設臺灣”、臺灣經濟的起飛，則是在蔣經國時代實現的，蔣介石並不善於管理經濟。當然，蔣介石在抗戰中有其歷史功績，但其獨裁者的身份不可否定，對臺灣民眾恐怖統治的歷史也不容抹殺。
臺灣社會的民主化程度，已經遠遠超前於國民黨自身的民主化程度。我在臺灣訪問期間，對照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一系列做法，得出如下結論：民進黨固然有若干暴發戶式的政客，玩弄統獨議題掩飾政績之蒼白，但其黨內的民主已經基本實現，堪稱 一個現代化的政黨。民進黨的“大大天王”在電視上公開辯論，甚至於硝煙彌漫，但一旦按照程式確定總統候選人，其餘人士便會立即偃旗息鼓，黨內的團結與整合迅速完成。而國民黨的馬英九與王金平，根本不敢在公開場合坦言分歧，甚至假裝出一派親密無間的模樣，其實彼此內心的隔閡已極深。他們致力於幕後的運作，甚至求助於被民眾拋棄的過氣政客的連戰的“協調”。國民黨黨內根本沒有一套透明的遴選機制。
對於民進黨來說，前輩黨主席根本不能繼續掌握決策權，因為這是由“在其位，謀其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民主原則所決定的，因此迷戀於昔日光環的施明德，會不顧一切地成為反對派；而對於國民黨來說， 前輩黨主席卻能繼續“垂簾聽政”，黨內大佬們熱衷於幕後操縱，黨內的民主化亦遙遙無期，馬英九縱然有一定的個人魅力，但受制於黨內的專制格局和沉重的歷史包袱，其問鼎總統之路越發黯淡。
我喜歡士林夜市的小吃，喜歡明星咖啡館的俄式點心，喜歡台中的太陽餅，喜歡日月潭的水波，喜歡誠品書店的書香，喜歡國家臺灣文學館的作家手稿，喜歡故宮博物院的翠玉白菜，喜歡臺灣大學的傅園的秀美，喜歡東海大學的教堂的肅穆，喜歡中山大學的夕陽的餘暉。我更羡慕臺灣的民主制度。如果沒有民主制度，以上的一切都是枉然。我更期盼著大陸民眾早日與臺灣同胞看齊，能夠過上自由而快樂的生活——當然，這一理想的實現，有賴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二零零七年四月
──《觀察》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