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arriage Made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By Harold Meyerson
November 18, 2009
【外電】中國製造的婚姻
華盛頓郵報
2009年11月18日
歐巴馬總統訪問中國的此行，已經引發了一連串針對這個日漸不滿而且顯然是密不可分的美中之間經濟婚姻的報導。就如同本報的Keith Richburg在週一的報導，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已經緊密的交織在一起，陷入了一種雙方都不認為是特別健康的共同依賴。」
這個婚姻裡的醜惡事件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在1998年大概是600億美元，隔年我們和中國達成協議，給予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ized trade relations）。在隨後的十年中，貿易逆差激增到2千6百80億美元，而數以萬計的美國工廠也已經倒閉了。這個貿易逆差也就是中國有一大堆美元的主要原因， 大約有800億–中國因此而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人。這個貿易逆差也是為何當我們在美國增加消費，企圖扭轉經濟的衰退時，不僅會影響到美國國內，也同時會很奇怪的促進中國的生產和就業（可能還更多）的主要原因。
大多數的報導提到這個經濟的失衡時，都把它當成是一個既定的事實–跟月亮的週期一樣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事實上，在美國的貿易代表Charlene Barshevsky在10年前的這個星期，與她的對手中國代表達成貿易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後，在國會和美國國內都有很激烈的辯論。美國商界的領袖，克林頓政府的成員，國會裡面多數的共和黨員和少數的民主黨人都認為：美國人民在這個交易中是個大贏家。
當時是惠普（Hewlett-Packard）的最高階主管人員Carly Fiorina，甚至警告國會不可以否決這一協議，她說：「反對跟中國貿易就是跟美國的企業、員工、公民，和中國的人民作對。」主張這個論點的中心思想是，該協議最終會導致中國的政治自由化 （結果並沒有作到），並將使美國的出口增加，將有利於結束美國跟中國的貿易不平衡（實際上，貿易關係正常化的效果是正好相反）。
「我們從這個交易中得到的最基本的就是我們進入了中國的經濟體，而且有巨大的成長」，Kenneth Lieberthal說，他是1999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地區的高階署長。當時他在美國公共廣播電臺接受訪問時被問及該協定將會如何影響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Lieberthal預測說：「隨著時間的過去，這項協議的好處顯然會逐漸縮小。」
但是，即使一些聲稱該協定將會增加對中國出口的美國公司，許多企業只是計劃要增加他們在中國的生產而不是對中國的輸出；因為中國的工資很低，而且他們的政府急於幫助他們建立工廠。 「這筆交易跟投資有關，而不是出口」，摩根史坦利的經濟學家Joseph Quinlan在2000年5月表示。他當然是對的：在這個協議之後有如洪水般的投資進入了中國。截至2007年，大約有百分之六十的中國出口是來自在當地經營的外國公司。而且，正如美國的製造商所期待，中國是一個製造東西成本非常低的地方，因此，美國的零售商在Wal-Mart的領導下，發現這是一個降低成本進貨上架的好地方。
從貿易關係正常化之後開始，中國不僅成為一個經濟的巨人，也變成世界上主要的保護主義的力量。通過人為壓低人民幣的匯率使得出口價格更便宜，中國因此迫使其他的國家樹立貿易的壁壘。從本質上而言，就像經濟學家Michael Pettis所指出的，中國的貨幣政策就是這次不景氣的原由，等同於當年造成美國經濟大蕭條的Smoot-Hawley關稅法。
有些人則早已預見了會發生的問題。因此，在2000年5月的時候，有二比一的民主黨眾議員拒絕再度批准該協定，然而還是有足夠的民主黨員與共和黨站在同一邊而讓這個法案再次通過（在參議院當中，雙方絕大多數都是表示贊成）。許多眾議院的民主黨人和工會的領袖，都預測該協議將造成美國的就業問題，也會深化而不是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他們是對的，而主流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的精英代表們是錯的；然而，即使如此，這些人在主流經濟學家和經濟精英當中的信譽還是沒有提高。
因此，在我們試圖要平衡與中國的關係之際，讓我們不要存有任何的幻想，以為我們越來越依賴中國是全球權力上不可改變的結構性轉移的結果。我們的經濟精英們想要的是利用中國的便宜勞工來獲得更多的利潤。他們確實佔了上風，結果，今天換成我們在掙扎著清理他們所造成的一團糟的困境。
Source: Taiwan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