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蔣介石命保安司令部林秀灤少將執行誅殺阿里山鄒族原住民菁英計畫，林秀灤利用參加山地保安會議理由誘騙鄒族菁英下山再予逮捕。接著以《匪諜叛亂案》判鄒族頭目 湯守仁(湯蘭花父親)、首屆民選吳鳳鄉長 高一生(高慧君阿公)、巡官江清山、省議員林瑞昌、村幹事方義仲和高澤照等六人死刑。
高一生等人被捕後，國民黨利用各種謠言抹黑高一生等人，接著叫嘉義縣長林金生告訴鄒族人：「高一生偷了你們的錢，挪用公款，所以政府把他抓走。」敬重高一生的鄒族人，也在軍隊荷槍脅迫和部分告密者分化下，聯名簽署高一二生是共黨叛徒，連高一生妻子的娘家兄弟，也罵高一生是共產黨和貪財的人，連累了大家。從此高家妻子即陷入悽慘的困境，子女就學、就業時，都飽受歧視和為難。
60年後的今天，國民黨還是利用同樣手法清算阿扁跟他手下官員，連阿扁家人到現在也還繼續被清算，結果民進黨高層竟然馬上跟阿扁畫清界線，尤其阿扁一手拉拔起來的小英、羅文嘉更是跟恩師畫清界線的一清二楚。
60年前鄒族人在蔣介石高壓軍事統治+媒體一言堂下被騙、被誤導、被恐怖禁言情有可原，但今日沒有高壓軍事統治+媒體一言堂，民進黨高層的行為竟然跟60年前鄒族人一個樣，證明民進黨高層政治EQ連60年前的鄒族原住民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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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守仁＝湯蘭花父親
高一生＝高慧君阿公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CID=16991&OID=1429326
自立晚報（轉載自自立晚報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報導）
白色恐怖；政府遷臺與戒嚴體制
原住民菁英─高一生
前 言
前阿里山鄉長高一生，是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的傳奇人物，他是原住民第一位師範畢業生，在日據時代，他擔任阿里山達邦教育所教師兼任巡查，致力於山地教育、農業新知推廣、警務保安和改善醫療等工作。
二次戰後，他又出任首屆民選的吳鳳鄉長，極力爭取政府改善山地經濟與建設，也是最早思索原住民族群命運前途的先知。不幸他卸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年代中，提出「原住民自治論」而成為山地清鄉政策的受難者，於一九五四年與多位原住民菁英林瑞昌、湯守仁等同時慘遭槍決。
這段臺灣原住民的歷史傷痕，過去一直是政治禁忌性的話題，直到最近高一生逝世四十周年，他的家屬和族人才敢公開追悼他，首度在他的墓碑刻上姓名：「高一生之墓，Uyonge Yatuyongana，一九○八年七月五日～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和他的墓誌銘：「為鄒族付出生命，有愛、有恨、無悔。」
同時也在輔大教師陳素貞費時二十一年的田野調查中，得以將阿里山的悲情故事──高一生人物傳記以及他生前創作的十餘首鄒族傳唱歌謠，出土問世，分別由「臺灣文藝」與「新臺唱片」刊載與發行。
父亡母改嫁．日人愛才予以收養
根據陳素貞及高一生之子高英傑所提供的田野調查資料得知：高一生是一九○八年出生於阿里山鄉樂野村，他的父親是從外地回歸祖靈地的外來者，因此，並非出身有影響的鄒族中心家族。但是高一生的父親因曾帶領日本警察征伐布農族，平定八通關有功，而當上巡查補。
在高一生十歲那年，他的父親因到河邊炸魚而意外身亡，母親改嫁，高一生被日本人的臺南州蕃童收容所收留，但他因學業成績傑出，受到日本人的嘉義郡守垂青收養，繼續栽培他唸高等科和臺南師範學校。
蕃人的一夫．教族人世界資源論
在臺南師範學校就讀期間，他和當時雲嘉南地區的優秀菁英，一起研讀各種思想理論的書籍，也沉醉在音樂和文學的領域。他同時也因日本郡守家人稱呼他為「蕃人的一夫」，而思索鄒族命運、前途，以及未來建設山地家園的藍圖。
每逢學校假期，他即回到山地的「蕃童教育所」，協助教育鄒族幼童，也因此而結識了他心愛的妻子湯川春子女士。 湯川春子，也就是影視紅星湯蘭花的姑媽，不過，後來高一生惹上政治麻煩被槍決後，春子女士與娘家並沒有密切的往來。春子女士比高一生小五歲，她在教育所畢業後，曾在駐主所為巡查料理生活起居工作。
當日本郡守得知高一生有意娶春子為妻後，也接她住進郡守家一年，由女眷教導她各種持家的新知識，以便日後協助高一生，教育原住民的婦女。 高一生婚後不久，即因高母病逝，而與春子負起教育弟妹的責任，不久，他的子女也相繼問世，兩夫婦除了養家外，還得因高一生擔任達邦教育所教師兼巡查，而同時負起教育族人與改善山地生活的責任，為了擬定和執行改善山地生活的政策，高一生必須廣泛涉獵各種的新知識，同時也跋山涉水去各地找尋好的種苗。
他更教導妻兒和族人閱讀「世界資源論」等書籍，研究地形、氣候、種植、食物與人的依存關係之農經書籍。另一方面，多才多藝的高一生，也不斷寫出歌詠山上生活的詩作與歌謠，鼓舞族人屯墾與打獵的士氣。
二二八事發．率隊防護嘉市治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在臺灣各地大量徵兵，也到阿里山區徵召「高砂義勇兵」的軍伕，當時高一生深知戰爭將帶來大量的傷亡，耗損鄒族人才，不利他所推動的山地現代化政策，因而極力反對徵兵，竟然遭到日人駐在所主管的斥責，處罰他面壁思過一整夜。
戰爭中，他幾次到高雄軍港領回陣亡的族人骨灰，當天晚上，他往往難過得以酒和淚解悶。
終戰之後，高一生也和臺灣島上的平地住民一般興奮，他主動下山瞭解局勢，也鼓勵族人和平地漢人合作，學習現代化的生活知識。他自己也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並爭取嘉義市的日產「和尚寺」，改建為鄒族人在山下住宿的會館，又爭取阿里山農場的伐砍和阿里山旅館的經營，做為山上建設經費的來源。此外，他也推展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的種植，帶動造林，興建灌溉水渠和電力供給，安排鄒族子弟的就讀機會，可說無時無刻，不是在為鄒族社會導向現代化的生活水準。
不幸的是，戰後來臺的國民政府，卻是一連串引起各地的民怨，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當暴亂席捲全島時，一向對外在大環境變動十分敏感，且積極和漢人交往的鄒族，也受到相當的衝擊。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外省籍的臺南縣長袁國欽，帶領三、四十名佩帶槍枝的隨行人員，到吳鳳鄉尋求保護，高一生的族人先將他們繳械，再帶袁國欽和七、八個隨從到達邦避難。其餘的人，則被鄒族人護送回新營。另一方面，經常到吳鳳鄉為鄒族人義診看病的竹崎醫生林立，也多次出入鄉公所，央求高一生派人去嘉義支援嘉義市民。而不少鄒族人也一再受到慫恿，希望派青年壯士下山，瞭解究竟，他們也擔心在嘉義市區的山地招待所可能發生危險。
三月五日，高一生打電話通知各村山青隊集合，耳提面命大家要謹慎行事，祇要協助嘉義市的治安巡邏即可。當時共派出二百人的鄒族隊伍，由軍官湯守仁擔任指揮官，沿途還有不少上山工作的嘉義人加入。
三月六日，鄒族的竹崎隊伍被邀去加入圍堵嘉義水上機場，雲嘉民軍，將機場正門交給武器配備不足的鄒族原住民把守，另鄒族的觸口隊則分為兩支，一支由達邦村的方義仲帶隊，前往協助學生隊巡邏嘉義市區治安，另一支原本待命的鄒族人，就跑到附近紅毛碑彈藥庫去，剛好國軍匆匆撤退離去，他們接收了七、八十隻槍和兩門自走砲，以及相當數量的子彈。
三月十日午夜，鄒族指揮官湯守仁獲悉嘉義傳出將和平解決，覺得情勢有變，於是決定將人員和武器撤回山上，並且做了國軍可能反攻上山的防禦準備，此舉多少受到大批隨著他們上山逃避的平地青年的影響。湯守仁將武器交由樂野人為主的親密族人管理，兩門由火車搬運上山的自走砲，則對準出入道路口，保持備戰狀態。
三月十一日，國軍加派援兵趕抵嘉義，將和平談判者扣押，在嘉義市區展開大屠殺。零星戰事衝突，直到三月十七日才結束，被捕的嘉義市民和民意代表潘木枝、陳澄波等人陸續在三月二十五日前慘遭槍殺示眾。
三月二十五日，警察所調查鄒族參與二二八事件下山的人，不知是當局有所顧忌或採取欲擒故縱手法，許多鄒族人被問過後都沒事回家。至於紅毛埤搶回的武器部分，鄉長高一生既管不到又不能承認，最後在縣長袁國欽的側面協助下，高一生代表族人辦理自首，而暫告一段落，但是政治上的麻煩並末就此結束。
拓展農耕地．爭取同胞行政自主
二二八事件後，高一生與國民政府的溝通尚稱良好，在辦理對二二八的交代與自首後，高一生向臺南縣袁國欽爭取到，原日據時代的廣大牧場、茶山與新美兩塊地，以擴展鄒族人的農耕面積，全力投入農經建設。他又聯合時任省議員的復興鄉泰雅族人林瑞昌，以及任嘉義縣議員的同母異父弟弟杜孝生等人，不斷地對政府提出對山地的建設與援助，同時也極力主張設立原住民自治區，要求擴大行政自主權。起初，政府也有一些回應，但是經費仍是不足。
麻煩的是，一心致力於建設鄒族現代化的高一生，已在不知不覺中，捲入了複雜的政治鬥爭環境中，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保護過的袁國欽縣長，後來卻潛逃大陸投靠中共，使得高一生的保護長官，不但無功還受拖累，連帶袁國欽縣長批准的茶山、新美等農場，也在後來被找上了麻煩。
另一方面，在二二八事件後，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者蔡孝乾、張志忠、簡吉等共產黨員，也盯上了鄒族，蔡孝乾等人可能認為阿里山的地形，可以建立武裝遊擊基地，加上鄒族人在紅毛埤帶回部分武器，因此，蔡孝乾等人不斷地與擁有武力的鄒族頭目湯守仁接觸，甚至也想影響高一生，但是被他所拒絕。此時，阿里山上，也有不少逃避二二八追捕的平地青年，藏匿在山區，他們之中，有的已被共黨吸收，但也有不知情而被收編。
在鄒族社會中，高一生雖有行政地位，卻無法說動勇士家族湯守仁等人繳出武器，他更不願也不能充當國民政府執行清鄉的劊子手。但是在那動亂且風聲鶴唳的肅清匪諜年代裡，高一生和鄒族人，很人道的供給食物和掩護在阿里山區逃亡的年輕人，卻成為保安司令部眼中的陰謀叛亂分子。
一九四九年九月，保安司令部即完成對阿里山的清鄉部署，保安處長為林秀灤少將，十月在阿里山奮起湖成立治安指揮所，總指揮官由林秀灤擔任，副指揮官陳世昌（目前擔任臺北市議員），在山地每村派駐參謀和線民。此時，湯守仁開始感到危險，而派人將武器藏起來，停止私自訓練活動，改在樂野開設醬油工廠，收留流亡的「附匪分子」。
同一時間，高一生鄉長則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向土地銀行、合作金庫接洽貸款給合作農場。十一月向政府建議改善山地經濟，提出「以山養山」的計畫，十二月三日省政府同意在各山地鄉設立民生用品供銷處，並統一經營山地副產品。十二月八日，山地山胞在中山堂舉行記者會，報告山胞生活狀況及困難，以呼籲政府與社會關懷山胞。
拒作清鄉殺手．人道保護避難青年
一九五○年三月底，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省委蔡孝乾在嘉義竹崎被捕，收容蔡孝乾小姨子馬雯娟的林立醫師也被捕。後來在蔡孝乾的合作供稱下，連續在嘉義、阿里山區一帶逮捕多位共產黨幹部。同年四月，共黨「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簡吉和工委陳顯富等人被捕，高一生被查問，湯守仁向保安司令部辦理自首，據說是經泰雅族省議員林瑞昌做保。此時，高一生與湯守仁之間的關係已處在緊張狀態，任鄉長的高一生主張透過行政力量，改善族人生活，軍官出身的湯守仁卻認為國民政府隨時會再展開大屠殺，堅持不繳械。後來這批武器直到一九五一年才由高一生繳交到嘉義縣政府。
在前述被捕的林立醫師與嘉義中學教師陳顯富，都是因不滿二二八事件而被共黨所吸收。竹崎醫師林立，臺北醫專畢業，開設道生醫院，在二二八事件中曾被高雄要塞司令部判決陰謀叛亂的死罪，後來重審才獲判無罪開釋。外傳，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三月十七日為高一生分送召開原住民自治會議的信函而被捕此一部分仍待查證 嘉義中學教師陳顯富，是嘉義縣立中學第一任校長陳慶元的兒子。二二八事件中，陳慶元家族的遭遇可說是最悽慘了，根據「嘉義北回二二八」乙書的口述歷史指出，陳慶元的六個兒子之中，在二二八事件及清鄉中，共死了三個兄弟，分別是在嘉義南清糖廠任職會計的老四陳顯宗，就讀省嘉中初中部的老六陳顯能，以及在嘉義中學教書的老三陳顯富。
二二八事件中的三月七日，陳顯宗在南清糖廠奉廠長之命，護送外省籍人士到嘉義市，在途中的柳仔林遇到中國兵，被綁在樹上用刺刀刺了三十六刀而死，連腸子都拉出來。陳顯能則是有「科學神童」之美譽，不幸被山上的中國兵發射的砲彈所擊中，不治死亡。他的父親陳慶元聞訊亦悲慟過度當場昏倒。 不久，連陳慶元校長也被中國兵捉走，說他將學校讓給原住民部隊住，被關在臺中牢裡受電殛，後來證明無罪才獲釋。
陳顯富畢業於臺南師範，是高一生的學弟，後來又到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就讀，二二八事件時，他留在嘉中保護學生，後來行蹤不明。根據瞭解，陳家在二二八所受的創傷，可能讓陳顯富心生報復，因而被張志忠，簡吉等人所吸收，潛逃阿里山。據一位五○年代政治受難人指出，陳顯富是當時負責建立阿里山基地的負責人，當時為了逃避通緝，而化名為「陳目田」，隱喻臺灣人在二二八的屠殺中，爭「自由」的人都斷了頭。陳顯富也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由保安司令部通知其家屬已槍決死亡。
被捕遭抹黑．妻子陷入淒慘深淵
一九五二年九月九日，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林秀灤少將，在嘉義縣警察局打電話到阿里山閣旅社，點名鄉長高一生、警備官湯守仁、樂野村村長武義德等人即刻下山，參加山地保安會議。衛生所主任兼嘉義縣議員杜孝生和達邦村村長方義仲，也在達邦村接到開會通知的電話。次日上午，他們乘坐阿里山小火車下山，趕赴「死亡約會」。住在嘉義的江清山也在稍後被捕。這一群原住民菁英分子，在被捕一年半後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判刑確定。在這件「高山族匪諜湯守仁等叛亂案」中，湯守仁、高一生、巡官江清山、省議員林瑞昌、村幹事方義仲和高澤照等六人被判處死刑，杜孝生判刑十五年、武義德判處無期徒刑。根據「匪案彙編」指出；該案「匪諜二湯守仁、高一生等，原係自首分子，保安司令部曾特予自新機會，冀其真誠反省，為政府立功，然湯某等人利用政府寬大，不知圖報，反利用山胞特性，與山地特殊情形，處處與政府對立，怙惡不悛，爰再由保安司令部加以逮捕審訊，移送軍法機關法辦。
高一生等人被捕後，各種抹黑謠言不斷在鄒族村落流傳。當天晚上保安司令部的清鄉部隊立即將高家團團包圍，當時的嘉義縣長林金生以日文告訴達邦村的鄒族人：「高一生偷了你們的錢，挪用公款，所以政府把他抓走。」一向敬重高一生的鄒族人，在軍隊荷槍脅迫和部分告密者分化下，聯名簽署高一二生是共黨叛徒，連高一生妻子的娘家兄弟，也罵高一生是共產黨和貪財的人，連累了大家。從此高家妻子即陷入悽慘的困境，子女就學、就業時，都飽受歧視和為難。此後四十年來，高一生的名字，就成為阿里山鄒族人口中的禁忌。
Source: 南方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