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動台灣的近代化建設。他的努力，馬英九在書中已經大力吹捧了，在此不贅。持平而論，從宏觀的歷史來看，劉銘傳的努力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在台短短六年期間，台灣近代化腳步超前清國其他各省。然而，曾幾何時，他被鬥倒而離職，不久台灣就被清國賣給日本。耐人尋味的是，馬關議和之際，劉銘傳正臥病老家合肥，李鴻章寫信安慰他說：「割台實有不得已苦衷，但足下銳意經營之臺灣島，乃日人最喜歡，必繼承而不廢，仁兄多年淬厲之治績，也將永保不滅，幸安心勿慮！」
果然，日本人來了之後，近代化的建設不僅「繼承而不廢」，更是倍蓰於劉銘傳。劉在日軍佔領全台後的第二個月，死於老家，未及看到台灣的變化，否則他會不會如李鴻章勸他的「安心勿慮」？抑或瞠目結舌，嘆為觀止？
一八九八年後藤新平受總督兒玉源太郎派任為民政長官，開始有計畫地推動各項近代化建設。後藤任內，完成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以及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廿世紀初所奠定的現代金融機構與上軌道的戶政制度，讓五十年後逃亡來台的國民黨都蒙受其利；後藤對於郵政、電信、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也加緊擴建。長達四○五公里的縱貫鐵路於一九○八年通車；在中華民國還未出現的一九一一年，世界三大登山鐵路之一的阿里山登山鐵路已完工。後藤雖於一九○六年卸任，但其後的發展，可說是其基礎建設的延伸。
台灣的變化，讓一九一一年應林獻堂之邀來台訪問的梁啟超也感受到。梁啟超曾這樣比較：「台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劉銘傳）以後，乃漸加至三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度預算且四千三百萬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台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此四千餘萬者，皆台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
劉銘傳與後藤新平對於台灣的近代化建設，都有其值得肯定之處，而後者更遠甚於前者。但是馬英九只推崇前者，卻對後者視若無睹。
站在台灣的主體立場，他們兩人都是外來的，但是為何馬會厚彼薄此？道理不難理解，馬所論述的台灣本土，是中華的一部分，不同於我們的本土是台灣的本土。試看馬英九在推崇劉銘傳的同時，還引用連橫《台灣通史》的資料，認為「三百年來有兩個人治理台灣最具貢獻」，一為陳永華，一為劉銘傳。為何最具貢獻？原來馬的答案是「將台灣建設成『海上中華』」。他的台灣本土論述，終究是要回到「中華」本舖。
有了中華幽靈的庇護，馬英九還可以不在乎史實而大言不慚說：「劉銘傳才是真正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後來日本在台的建設多不出劉銘傳的規劃方向。」其然乎？我們只消問，為何日本人建縱貫鐵路時，把劉銘傳建的鐵路拆掉重建？因為太簡陋了；為何日本來了不久就將清末所建的台北城牆拆了？因為那不符合現代都市的規劃。
有統派學者說，不能肯定後藤新平是因為在他手上制訂「匪徒刑罰令」來欺壓台人。誠然如此，我不否定。不過劉銘傳任內不也是對施九緞的反抗軍採軍事鎮壓嗎？尤其是一八八六年劉銘傳率軍進剿東勢角的原住民，把當地的北勢、南勢兩社的許多土著打得逃入山中。外來統治者鎮壓土著的反抗，本質並無二致。
讀歷史應全面觀照，只選擇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部分來強調，並不能讓歷史產生教育的意義，那只是借死人在講自己的話而已。
本文刊載： 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