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一六六四年之後，鄭經來台建立東寧政權，在陳永華的輔佐之下，朝兩個方向發展，一為國際化，一為中國化。前者就是發展國際貿易；後者即引入中國（明帝國）內地的坊里制、地方行政系統。並於一六六六年在首都東寧（今台南）興建聖廟（即孔廟），並於其旁設立學校，稱為明倫堂。進一步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滿清帝國併吞台灣後，也推崇孔子，於一七一二年擴建孔廟，稱「全台首學」。
「首學」是什麼意思？就是最先的學府；說更白一點，就是第一所學校。然而，綜觀台灣史，我忍不住學孔夫子的口氣問：「其然乎，豈其然乎？」
從整個台灣史來看，在台南孔廟之前，難道不曾有學校出現嗎？十七世紀荷蘭人進入台灣，開始建教堂，設學校，傳教士兼具有向原住民傳福音和從事教育的角色。他們的傳教士不像國民黨一來就不准本地子弟講本地母語，相反的，他們學會原住民語言（當時所在範圍是西拉雅語），進而用羅馬拼音文字寫成西拉雅族的平埔語的〈聖經〉及多種宗教書籍如〈祈禱文〉、〈十誡〉等。原住民終於有了「我手寫我口」的文字，這就是台灣史上著名的「新港文」（因為在新港社最盛行）。一六四七年，荷蘭人在幾個西拉雅部落開辦主日學（Sunday schools），學童逃學還會被抓回來打屁股。另外還有成人男子學校，及成人女子學校。
平埔族人透過這些學校及「教冊仔」，學會新港文，並開始運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一七七四年的《台灣府志》曾這樣敘述當時的平埔族：「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醮而橫書自左而右。登記符檄錢穀數目；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或橫貯於腰帶間。」我們當可想像，當年我們這些平埔祖先，頭上插著鵝毛管筆的灑脫景象，誰能笑他們沒有文士之風呢？要知道，貝多芬寫命運交響曲，也是用這種鵝毛管寫的。
荷蘭人在台灣只統治卅八年，而南部的平埔族卻持續使用新港文長達一百五十年。他們還可以用新港文來和漢語族人訂土地契約，而被稱為「番仔契」。這是荷蘭時代的教育所產生的結果。
難道只有儒家的教育才算教育嗎？難道只有讀儒家的書籍才算學府嗎？諷刺的是，西拉雅的語言與文字，正是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文化霸權下，被漢化、被儒化，而終致滅絕。滅絕人家的語言與文字，豈真是教育的目的？豈真是「首學」的任務？
話說至此，千萬不要誤會我主張把孔廟「全台首學」匾額拆掉。「全台首學」的匾額仍應保持原貌，因為那是文化霸權的證據。我們只要在歷史教育上跳出大漢沙文主義以及儒家中心的單元思考即可。我這個呼籲，諒不至於遭到強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孔仲尼先生的反對吧？
（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
本文刊載： 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