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應該是很多人曾經聽過的一句名言。坦白說，哲學對我這種沒有慧根的人，經常是有聽沒有懂，不過以前所學過的「我思故我在」似乎還不算太難。最簡單的說法是，如果有人懷疑他們是否存在，這個行為的本身就已經證明他們確實是存在的，因為，至少有一個「我」在做這樣的思索。換個角度來看，我們有思考推論的能力，似乎就是人類和其他地球上萬物最基本的區別。不過，今天想介紹的是兩篇過去幾天所接觸到的有關語言的外電，其中一篇是法新社的報導，是討論台灣語言的歷史糾葛；而另一篇則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Boroditsky為華爾街日報所撰稿的文章「Lost in Translation」，內容所討論的是不同的語言對思維的深刻影響。總而言之，到底是「我語故我思」，還是「我思故我語」呢？
其實早在幾世紀之前，神聖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查理曼（Charlemagne）就說過「擁有另一種語言就是擁有第二個靈魂」。而一位20世紀初期的美國語言學家班傑明．沃爾夫（Benjamin Whorf）也曾經說過，每一種語言都是一個獨特、複雜的模式系統；語言會影響思維，是推理的渠道，語言本身的結構也會影響認知。然而，60年代以來比較受歡迎的理論是所有人類的語言有普遍的語法，所以基本上，語言彼此之間的不同並不是很顯著。一直到過去的十多年左右，新的研究結果證明了沃爾夫是正確的；語言所代表的確實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它不只是用來表達想法的工具，語言的模式已經被證明會塑造一個人的思維和心智。
也就是說，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講的話不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當你使用不同的語言時，你的思考方式也會受到影響。
當然，就因為人們使用不同的語言，並不一定表示他們的想法不一樣。在過去的十年中，研究認知神經科學的學者們不只是衡量人們如何交談，研究的內容也包括人們是如何思考的；特別是語言是否塑造了我們對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等等的概念。「認知神經科學」（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領域，基本上就是當我們思考的時候，研究大腦是如何工作的科學。
以空間為例，澳洲的Pormpuraaw原住民就不使用像「左邊」和「右邊」的語言。相反的，一切都以絕對的方向為基準（也就是東西南北向）。因此Pormpuraaw的人會說出像這樣的句子：「有一隻螞蟻在你的西南腿上。」或者是：「我要去南西南邊很遠的地方。」據了解，全世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語言會使用絕對方向的系統。由於這樣的語言訓練，這些民族有非常好的方向感，即使在不熟悉的環境中也可以隨時追蹤自己身在何處；你可以說他們是人類的GPS（導航系統）。
至於時間序，如果母語是英語的人會由左到右安排時間序（研究人員會請參加實驗的人把有時間關係的圖片一列排開，例如同一個人在不同年齡的相片）；但如果是講希伯來語的則會從右到左（因為希伯來文跟中文一樣是從右到左）。至於上述的Pormpuraaw原住民呢？Pormpuraaw人是由東到西來安排時間序。所以當他們坐北朝南時，他們的時間是從左到右的排序；向北的時候，則從右到左；至於面對東方時，則對著身體排過來。
更有意思的是，語言對因果關係的深遠影響。
比如說，英語的結構會偏向以操作者做某件事來描述一個事件，像是「約翰把花瓶打破了」，即便那是一場意外。但如果是講西班牙語或日語的人比較可能會說「花瓶破了」。這種語言之間的差異對他們如何了解一個事件和因果關係，甚至懲罰的制度都會有深遠的影響。在一個實驗當中，當一群講英語、西班牙語、和日語的人，一起觀看一段有人在打破氣球、打破雞蛋、或翻倒飲料的影片時（有些是意外但有些則是故意的），他們對因果關係的概念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參與研究的人都被測試他們事先沒有被告知的記憶力試驗。當他們被要求回答每一件事到底是誰做的時候，西班牙語和日語系統的人跟講英語的人反應不同。他們不太記得意外事件中的主角，因為一般情況下他們的語言不會提到這一類的操作者；然而，他們記得那些蓄意事件中主角的能力是一樣的好。
就因為英語句子的結構著重在操作者，根據科學家的研判，他們的刑事司法系統會因此著重把犯罪的人繩之以法並給予處罰；對英語系的社會而言，唯有如此正義才能得到伸張。所以說，語言是否會影響文化的價值，或者反之亦然，還是雙向的關係呢？
根據一份2009年3月刊登在著名的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的論文，我們的眼睛所看到的，以及我們的大腦所作的詮釋，其實是兩碼子事。這項研究的重點是針對語言是否塑造了我們對顏色判定的生理反應，研究人員使用一種稱為「事件相關腦電位」（ERPs）的技術來追蹤大腦內每一毫秒的活動。而實驗的結果證明，真正的主宰其實是語言而不是視覺，不同的語言會造成我們的大腦對顏色的感知也不同。
此外，近年來的研究也證明，如果你改變人們的說話，你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當人們學習另一種語言時，他們無意中也學習到一種新的方式來看待世界。當雙語者從一種語言切換到另一個語言時，他們的思考方式也會不同。而當你剝奪一個人使用自己語言的能力時，他們的反應會有顯著的變化，有時候會甚至讓他們看起來變笨了。
看到這樣的研究結果，第一個浮現在我腦海裡的就是中國國民黨幾十年前禁止和抑制「方言」的記憶。正如同接受法新社訪問的台灣學者施正鋒所言，當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他被迫要講一個不是自己的語言；而40年後的他仍然覺得那一套教育讓他吃虧了，也剝奪了台灣人的價值觀、傳統的智慧，以及所有的一切。當年犯錯的學生有些被罰款，有些甚至要戴上羞辱的「我講方言，我是壞學生」的牌子。所有的這一切，不僅剝奪了台灣人的自信心，也種下了不少台灣人至今還去除不了的奴隸性格的惡因。
以前曾經聽過一位台美人的教授說過，英文的用字遣詞講究精確，但是和英文比較起來，中文是一種馬馬虎虎的文化。對於這樣的陳述，因為自己的觀察有限所以無法作出客觀的評論，但多年以來在美國不論是研究所的指導教授還是工作上的老闆們，他們對於學術論文中每一個字句的「錙銖必較」，確實對我有很深的啟示和影響。假如中文確實是一種馬虎的文字，這麼說來，充斥在台灣社會中的「無所謂」或「有那麼嚴重嗎」的文化，難道真是取自中文語言不好的一面？
至於「主宰大腦的知覺竟是我們的語言，而不是我們眼睛所見」的這個研究發現，對我而言更是有醍醐灌頂的效用。難怪，台灣社會當中會有這麼多人可以眼睜睜的看著中國國民黨幾十年來的口是心非、上百年來的為非作歹（不論是以前在中國還是戰敗逃難到台灣之後都是一個樣），結果還對他們有所期待，或者是替國民黨的暴行說項。事實上，不論他們是如何替中國國民黨擦脂抹粉，這個政黨從來沒有為自己所犯的錯誤真心誠意的道歉或懺悔過；這個政黨血跡班班的黨史就是他們魚肉當年的中國人民和今天的台灣人民的紀錄史。然而，台灣的統媒可以黑白講，是否就是靠中文的是是而非和打迷糊仗的特質呢？
除此以外，中文裡面的「中原」文化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缺點之一。就如同日前那個位丟盡台灣國格的GGYY的外交官，在侮辱支付他薪資的台灣人民的同時，也將中文語言中的齷齪發揮到極至。另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在我手邊的林語堂先生的小說集，這一套有許多原著是英文翻譯成中文的小說，在台灣是由遠景出版社所代理的。這些跟著我幾十年藏書的封底描述是這樣子寫的：「有史以來，中國人直接用英文寫中國，有兩位最成功的，一位是辜鴻銘，一位是林語堂。……辜鴻銘生不逢時，林語堂適逢其時，他的作品，龍鳳異域，鳳舞番邦，雄踞了一個世代。」這些文字當然不是林語堂先生的敘述，但是介紹當中的「番邦」兩字是特別的刺眼。這種為我獨尊的「世界以我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在文字中在語言裡面都不斷的荼毒我們的思想。也難怪馬英九會自使至終不斷的推崇他心愛的「中國文化」；他始終如一的一言一行確實也是「中華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每一種語言和文化都有它們獨特的優劣之處，語言的模式也提供視窗來觀察一個文化的特性和優先順序的考慮。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不僅反映或表達我們的想法，其實是塑造我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最根本的基礎。這樣看來，學習多種語言不僅能夠截長補短，不只是多了另一個溝通的工具，不同的語言也會為我們打開更多進入不同文化和世界的視窗。除了台灣中文以外，你會講河洛話、客家話、或是任何其他十來種的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嗎？
【後記】不同的語言會改變一個人的思考方式，這一點我們家有很深刻的體驗。當我自己使用台灣「國語」、河洛話、或是英文的時候，我的思緒和講話的態度會完全不同。我們家老公也是如此，他的英文和漢文之間的差異可能還不是格外的明顯，然而一旦他開始使用日文的時候，老公馬上就變成百分百的日本人。我以前甚至會經常取笑他，一面講日文一面對著電話線鞠躬的樣子，真是笑點十足。看來「我語故我思」真的是蠻有道理的，語言確實會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價值觀、和行為。
參考資料︰
1.【外電】台灣面臨複雜的語言遺產
2.【外電】Lost in Translation：語言對思維的深刻影響
3. 美國語言學家班傑明．沃爾夫（Benjamin Whorf）
4. Unconscious effects of language-specific terminology on preattentive color perception(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的論文)
Source: TaiwanOnline
